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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精神素质提高与经济有效和谐增长 　　(广东商学院，广东　深圳510631) 　　[摘要]经济有效与和谐增长依赖于良好的经济增长系统，而经济增长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是国民精神素质。因在国民精神素质方面有所欠缺，我国难以从制度进步、决策水平、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构成经济有效和谐增长的条件。所以，必须加大教育投资，改革教育体制，大力推进内涵正确的教育，在切实改善和提高国民精神素质的基础上，方可实现未来经济有效与和谐的增长。 　　[关键词]国民精神素质；经济增长系统；经济有效和谐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7)04－0134－02 　　 　　高增长、低效率的模式延续了半个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体系的日渐庞大，资源短缺的制约日益严重，诸多弊端和局限也不断暴露。面对这种状况，以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以及收入分配方面更多体现公平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新思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其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许多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之所以至今未有大的成效，主要原因是我国在发展理念上对经济增长系统、经济增长与社会整体发展的相互关系缺乏正确、完整的理解。特别是在物质决定精神的传统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对发展教育和提高国民精神素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科学的理解，片面地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没有看到前者对后者无所不在的制约。因此，当我们再一次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倡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时，有必要正确理解经济增长系统及该系统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系。 　　 　　一、经济增长系统分析 　　 　　在五十年多年经济增长的实践中，我国一直采用类似于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公式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其后又转向了体现技术进步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今天，虽然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对经济增长因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但根本性的因素――人却依然被忽视，原因似乎是认为我国国民的潜在素质不成问题。笔者认为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研究思路上看，传统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进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时，一般都将制度视为已定的条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局限于对同一发达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或在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制度状况和制度变迁，缺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的比较，因而没有重点考虑国民精神素质的意义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革问题。将国民精神素质视为给定条件，或进一步将制度环境作为给定条件后，重点讨论经济增长系统中细节上的技术性因素，这种思路基本符合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但若简单照搬至发展中国家，则会在实践中产生误导。经济增长真正的原因是人的精神素质和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并解决国民的精神素质和能力问题。 　　经济增长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它涉及到社会系统内多方面的因素：教育和国民精神素质、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经济行为、物质资本、技术、劳动人口等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和影响，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系统。 　　完整的经济增长系统只能是在国民精神素质得以提高和社会整体良好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我国的经济增长系统尚不完善，经济增长的结构主要局限于大规模的物质资本投资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简单的经济增长系统因缺乏精神要素的支持，只能获得低效率的增长成果，并且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在较低端，面临着较为不利的国际贸易条件。 　　在经济增长系统中，根据各个因素对经济有效增长影响的程度，可将它们分为三个不同的级别。一级因素：教育和国民精神素质；二级因素：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三级因素：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三个级别的因素中，级别越高影响范围越大因而影响程度越大。级别越低则影响范围和程度越小，但作用的方式更为直接。 　　在社会经济增长系统中，国民精神素质因其支配性的影响力而处于首要位置。它是解释不同国家制度差别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核心要素。国民精神素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并以此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 　　1．制度环境。制度是权益分配的社会规则，其背后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国民平均的智力水平、不同个体之间的智力和能力差距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力量的对比、人性的禀赋(人性之中是否具有高尚因素及其强度等)。国民精神素质低下首先会导致制度落后。教育的发展和国民精神素质的提高对制度进步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为制度进步创造供给和需求条件。良好的智力使国民认识到并有能力发明和创造出好的制度，精神素质的改善将使国民普遍产生出对良好制度、良好秩序和良好社会环境的精神需求。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会推动制度进步。第二，以实现社会公正为主要目标的现代教育将使国民的智力水平趋于平均，竞争的力量也趋于均等，在此基础上，制度也将趋于公正。而这正是经济效率的重要前提。 　　2．国民的道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