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直省议会民意代表职能弱化及其原因分析.docVIP

顺直省议会民意代表职能弱化及其原因分析 　　[摘　要]顺直省议会是辛亥革命后，按照三权分立原则，由民选产生的直隶省地方民意代表机关。对其进行考察发现，其民意代表职能呈现不断削弱趋势，最终由“民意代表”蜕变为“官方代言人”。军阎混战的不利政治环境、内部派系之争、经费不足、议员的堕落是制约民意代表职能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顺直省议会，民意代表，弱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4―0019―04 　　 　　辛亥革命后。我国开始大规模移植西方政治制度。1913年国会、各省议会正式设立，这是中国近代由集权向分权政制转型中的重要一环。1913年3月，直隶地方民意代表机关――顺直省议会成立。对其进行考察发现，其民意代表职能不断弱化，　1916年后，由体现民意的“民意代表”机关蜕变为“官方代言人”，最终被社会所唾弃，议会民主制度走向衰落、消亡。 　　 　　一、解散前省议会代表民意与政府的博弈 　　 　　民初省议会兼具民意代表、监督和立法机关三重职能。《省议会暂行法》规定：省议会有权受理本省人民关于本省行政请愿事件；认为本省行政长官有违法行为时，得以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议决，提出弹劾案；对于本省行政官吏有违法纳贿情事。可以咨请省行政长官查办之。很明显，议会有代表人民对本省官吏进行质问和弹劾的权力，这是议会民意代表职能、监督职能的体现。 　　辛亥革命后，社会权力进入新一轮的配置过程中，作为分权角色出现的省议会，受到传统行政集权部门的强力压制。在1911--1927年的多边权力利益博弈中，直隶地方议会、地方官厅及中央政府是主要角色，民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顺直省议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其民意代表职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被袁世凯解散之前，顺直省议会尚能站在民众立场，与传统行政权力展开了一轮轮的权力利益争逐。主要有：(一)直都之争。实质是地方议会欲分享人事权与袁世凯之间的博弈。1912--1913年，省议会在民众及社团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要求由民众选举、反对由袁世凯任命直隶都督的“直都之争”，但袁世凯不甘心议会分权，始终没有放弃对直隶都督的人事任免权。(二)弹劾直都张锡銮案。1912年，因都督张锡銮(北洋派将领)未经议会同意，擅自征收协款、包庇违法官吏等违法事情，顺直议会通过了弹劾都督张锡銮案。在民众支持下，顺直省议会多次致电大总统、国务院请求尽快查办，并主张“休会以争，如无效，则全体辞职解散省会”。袁世凯政府表面尊重议会、派员调查并将张锡銮调离，但新委任的都督冯国璋仍为袁派之人，结果无异于“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三)“顺直法”之争。表面上是一个法律问题，实质上是民初政治问题法律化的具体表现。在全国统一的议会法出台之前，顺直临时省议会制定了《顺直I临时省议会法草案》，草案采用了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分权模式，规定省议会不仅有议决权、弹劾权，而且有议案的最终决定权、缔结对外契约的同意权、参与对违法官吏的审议权等后来的《省议会暂行法》中不具有的权力。都督张锡銮和国务院对草案百般诘难，始终不承认其合法性。民初不同政治势力、利益阶层都企图通过制定法律实行政治权力有利于自己的再分派，省议会希望通过“省议会法”分享权力，行政官厅则阻止分权。斗争结果，1914年袁世凯政府颁布《省议会暂行法》，将议会的权力进行了较大削减。以上是议会代表民意争取选举权、立法权、监督权的典型事例。由于传统力量过于强大，议会在与传统力量的较量中失败。最终，袁世凯于1914年2月解散议会。 　　总之，民初两年，顺直省议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积极为广大士绅、民众呼吁呐喊，与传统的行政机关漠视法律、忽视民意的行为展开了多次斗争。1913年3月，边守靖当选为议长时说：民国议会是立法机关，“决不同于清朝谘议局的咨询机构……要根据约法赋予的权利独立行使职权，不能唯行政机关的马首是瞻，更不能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我们要各尽职责，不能辜负直隶省3000万乡亲父老之委托与期望”。可见，这一时期议员具有较强民主意识和激进思想。 　　 　　二、顺直省议会由“民意代表”向“官方代言人”的转变 　　 　　袁世凯死后，顺直省议会虽于1916年10月被恢复，但内外环境明显恶化。外部而言，北洋军阀分裂成若干派系，交替控制北京政权，均力图将直隶和议会的运作纳入为本系军阀发展服务的轨道，对议会实施武力威胁和利诱分化，省议会的生存空间受到军阀政府的强力挤压。内部而言，多数议员进取心减弱，甚至转向消极悲观，退职或兼职他业尤其是转做行政官吏者日渐增多，“自共和回复后，民国国会中，突开一新异彩，即议员做官是也”。1916年10月9日，议员刘春霖、吴廷模、张铭勋、冀风德等10多人辞职。1920年，顺直省议会议员组织“克已社”，其宗旨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