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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花落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75岁的美国音乐家、诗人鲍勃?迪伦，以表彰其“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尽管三十多年来，鲍勃?迪伦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但他创作的歌词却被认为“朗读出来就是一首诗”，美国诗坛怪杰艾伦?金斯伯格曾评价其为“最棒的诗人”。 　　鲍勃?迪伦1941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希宾，20多年以后，他成了上世纪60年代世界反主流文化的主将。他的音乐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当代史中的越战、民权解放运动、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像一块滚石》 《答案在风中飘荡》 《手鼓先生》《政治世界》《重访61号公路》等作品，不仅确立了其在摇滚音乐界的教父级地位，也奠定了他20世纪伟大诗人的身份。他还分别于1996年和2008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每一条小径都通往星辰大海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终会心平气和地谈论这届诺贝尔文学奖。但现在，关于美国唱作人鲍勃?迪伦的讨论仍在喧嚣中。支持者认为评委会态度先锋，大胆突破；反对者则认为将文学奖颁给歌手，更像是评委们的一次集体“致青春”。其实对诺奖而言，这已不是第一次把文学奖颁给“非文学”人士。此前有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去年的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位记者。 　　奖项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对过去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召唤。连日来，鲍勃?迪伦迅速占领微信订阅号、刷屏朋友圈，他的作品和人生得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在我们的时代，经典与大众，主流与非主流，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并没有一道无法翻越的高墙，在表达人性的维度和阐释理想的媒介上，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甚至影像，就像花园里一条又一条彼此交叉的小路，都能通往星辰大海。 　　与其说诺奖颁给了歌手和60年代，不如说是颁给了诗意和一颗不老的心。因为，不老的诗意是一个时代的指针。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人总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群体，所以常常感时忧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力，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大爱……如果说，节奏与韵律构成了诗的重力，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诗意的重力。喧嚣过后总会走向平静。对于经典，时代终会给出答案。 　　诺奖还是诺奖，文学已非那个“文学” 　　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似乎也带着某种出人意表的文学修辞。历史也已经证明，评选无法像机器一样精确，既有漏选也有误选。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举世关注的风向标，排除“意外”，它至少强调了以下两种倾向： 　　其一，它表明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日益强调其综合的、通俗的和异质的特征。在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崔健和金庸也逐渐进入了文学史视野，但毕竟是“非主流”。而与中国文学始终保持着高傲纯洁的血统不同，西方文学日益与大众传媒、女性主义、种族问题、后殖民等文化思潮密不可分。在今天的美国，几乎很少找得到“纯粹”的文学研究。其二，它表明了西方一如既往对思想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正如诺奖委员会对鲍勃?迪伦的评价：“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这是严肃文学之“神”，同时也是村上春树屡次折戟的原因。 　　需要客观地看到，这次诺奖，也许会对未来文学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在多元化的媒体时代，它打开了文学新的窗户，为未来进一步把电影、新闻纪录等样式纳入文学视野开辟了道路。这似乎是一个取其“神”而舍其“形”的过程。我们也许会本能地抗拒，但也要保持开放思考的心态。毕竟，谁能预见百年之后，“文学”会是什么样子？ 　　放任自流的时光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他成长的工业小镇天气寒冷并且远离文化中心，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迷恋上当时尚属新兴事物的摇滚乐。不过早期的摇滚乐多以青春期躁动为主题，对他这类文学青年而言未免略显单调，所以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民谣。他将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视作人生楷模，仅在大学里虚度了一年光阴就退了学，怀揣10美元独自来到了格思里的所在地，也是前卫艺术家的集散中心――纽约格林威治村。 　　迪伦一边学习格思里尖锐批判的创作风格，一边试图在这座冰冷陌生的大都会中寻找机会。幸运的是他很快收获了一份爱情：热爱文学与艺术的纽约姑娘苏西?罗托洛。苏西是一名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相投的志趣和政见很快令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苏西将兰波、布莱希特等熠熠生辉的名字带入了迪伦的生命，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同时影响他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意味浓厚的抗议歌曲，比如日后传唱世界各地、几乎成为英语学习教材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但当他遇到当时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