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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黄以明和他的著作权案 　　以明和我是十几年的朋友，他是个诗人。在我见过的诗人中最像诗人的，要属以明和以明介绍给我的女诗人浪淘沙了。“诗人”身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进入精英客厅的胸牌和妇女卧室的特别通行证，如今几乎成“无业游民”的委婉语了。但以明十几年没变，张口闭口还是“自然精神”、“陶渊明”什么的。如果我信迷信，我会认为他家祖祖辈辈都是伐木的，欠了“自然”数不清的债。我还会认为他的某位先人没准就是陶渊明拒绝鞠躬的那位上级领导――姑且称“黄局”吧。真的，以明好像没出生就被罚终身做诗人。说他诗人，不在于他在诗歌的“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诗作，而在于他为人处事的大处和小处都洋溢着诗意，在于他为这诗意付出了应付的人生代价：都年过半百了，还是那么漂泊那么落拓。我一直认为你是某样人，不是因为你这样写了，是因为你这样活了。有些极能做官或极会炒股的人也有挺厚的诗集行世，但他们不是诗国的居民而是过路的游客。游客们如今都玩别的去了，门可罗雀的诗国可以掰着手指头清点它的忠臣死士或“钉子户”了。记得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我在香山附近梁启超墓旁见一黑油布搭的窝头状窝棚，窝棚里钻出一个半今半古的老头，据说是任公先生的义仆，已给主公守了50年墓而且还在守。不知为什么，以明会让我想起这个老头，他就像是在给当代诗歌守墓或是守寡。 　　以明是个平日不大听得到的人，最近却有了不小的动静：他把台湾雕塑家萧长正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告上了法庭。萧君远在宝岛自不必说，范君因据国内美术界的要津，这事便成了大事。事情的始末大致是这样：多年前以明看了萧君的雕塑，写下了长篇评论《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我老说以明是“诗人”，索性将这篇文童开头的两句引在这里，让大家看看他是怎么“诗人”的： 　　这是一片恬淡的东土，几千年的自然也是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人到过，我们甚或尚未惊动过一株含羞草，一只飞鸟。这是可能的吗？是的。 　　看得出，这是一篇倾心用力之作，以明在评萧的同时把自己好好抒发了一通。这篇东西十年前大约是为配合萧君作品的宣传，在台湾首度发表，署的是黄以明而不是“李敖”或“陈水扁”的名字。又过若干年，当萧君来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作品展这篇东西又被拿去配合宣传时，以明的名字要么是不见了，要么就是换了美术馆馆长兼该展策展人范君的名字。以明比我还要闭目塞听，他至今连email都不会，所以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去年才得知自己被盗了。以明曾把被盗的事告知我，但后来没再提起。最近他决定诉诸法律，起诉萧、范，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还开了媒体通报会。结果网上报上一片哗然，说什么的都有，而且调门越来越高都快赶上阿宝了。刚刚读到“暗黑恶操作者团”的说法，把为以明说话的朋友一网打尽。以明的事我一直关心，有关议论也读了不少。我也为他说几句话，就算自投罗网吧。 　　以明这件事分两个方面，一是事实判断，一是价值选择。事实判断又由两个问题组成：以明是否被盗？被谁盗？ 　　这第一个问题本来不应成为问题，但却成了问题。有人就半明半暗地说黄以明其实没有被盗，而是伪造了作案现场，即把自己的文章署了范君的名贴在网上，以此栽赃范君，就像自残骗保或设局捉奸。这样的判断有没有合理因素呢？应该说有一些。如今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骗局，社会的信任体系已然千疮百孔，社会成员都成了彼此眼中的问号。由于被骗怕了，人人都养成宁可误会千次、再不上当一次的警惕。假乞丐的收获的确大不如前，但货真价实的无助无告者也因此失去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明是骗局的双重受害者：本案小骗局先剥夺了他的劳动果实，社会大骗局再把水搅浑，将为害的和受害的混为一谈。不过让以明受二次伤害的，主要还不是被警惕扭曲的认识，而是也不知跟利益有没有关系的立场。所以说那是立场而不是认识，是因为智力含量低到这份上，已没有多少“认识”可言了，有的全是立场，只有相关人的未成年直系亲属或前面说到的“义仆”通常才会采取的立场。假若以明没被盗却说被盗，他会跟爹说跟妈说而绝不会去法院说，因为这样的骗局法律轻轻一戳就破，根本不用过两遍堂。如今的公权力尽管弊端很大，但敢不敢“报官”在不少时候仍不失为是非曲直的试金石。嘴多硬、话多大的骗子，你约他法庭上见他保准“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我有经验。 　　那么是谁偷的黄以明呢？这个问题的确比黄被没被偷要困难，显然只能由法院作最后回答。那么是不是黄以明就不该告范君呢？我认为可以告。首先，黄的名字换的是范的名字；其次，范是展出萧作的中国美术馆馆长：再次，范还是那个展览的策展人；最后，名字的置换发生在中国美术馆的发行物上。如果把黄范二位的位置颠倒一下，谁能保证范不疑黄不告黄呢？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概念：作为“假设”的起诉。如果你发现钱包被摸了，四顾一个人也没有，你到派出所报案只能报被摸了，而无法告谁摸的。但如果你不但发现自己被摸了，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