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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有音,乐中含情 　　摘要：《全唐诗》对唐代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整理和辑录，尽管在编纂内容和作品次序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争议，但并不影响它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本文以《全唐诗》为切入点，对其音乐神韵的美学内涵进行了简要分析，以此来充分认识唐代诗歌在音乐美学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全唐诗》 音乐性 美学价值 研究 　　引言 　　唐代是诗歌的国度，是诗歌发展的顶峰，树立了后世永远无法企及的艺术丰碑。目前，文坛存有五万多首唐诗，内容丰富，气象万千，涵盖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唐代文化的一大文学缩影。唐诗和音乐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两者都能够和乐而歌，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讲道，“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警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由此可见，那时的诗歌和音乐存在很深的渊源，还没有完全被区分开来。因此说，唐诗的本来面貌并非我们眼中所见的单纯文字，而是蕴含着丰富的音乐神韵，散发着浓厚的音乐气息。 　　一、和：《全唐诗》的音乐意境 　　盛唐时期，音乐和诗歌都取得了非常瞩目的艺术成就。两者的共通点就在于“和”这一核心的传统思想。一方面，音乐本身的“和”属于诗人的审美对象。唐代是诗歌的国度，音乐就是诗人的审美对象，也是凸显“和”思想的重要媒介。《全唐诗》中有许多关于音乐的诗句，比如“乐以和声”、“虚无结思，钟磬和音”、“声和诗管，气应中律”、“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以及“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响绿云”，等等。上述这些有关音乐的诗句，都是以“和”为意境追求的最高目标的。诗歌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音乐才是最为本质的内容。另一方面，诗人创作心态和审美状态的“和”。儒家所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际上是对个体人格的理想诉求，在盛唐时期，政治相对民主，经济相对发达，文化相对开放，诗歌成为了对“和”的主流表达方式。而音乐能够陶冶情操，生化灵魂，感化内心，从而使人达到一种“和”的心境，这就更加有助于诗人以这种理想的心态去创作诗歌，从而不自觉地将音乐审美渗透到诗歌创作中，赋予诗歌以强烈的音乐神韵，诗人读之心旷神怡。 　　唐代文人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他们或是居庙堂聆听高雅之乐，或是泛江河唱清幽之音。在文人雅会之时，或是在弹琴独奏之时，音乐渗透到他们的灵府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活动和组成部分。若是仔细阅读和研究《全唐诗》便不难发现，音乐自身就以“和”为审美标准和创作目标，而这要充分体现在音乐的形式、内容、演奏等方面。作为对特定时代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全面探究的历史产物，作为对唐代诗人历史感怀、生活感慨和未来思考进行深入探寻的精神产物，作为对华夏民族灵魂叩问、历史追溯和生命观照进行现代剖析的思考产物，《全唐诗》所彰显的音乐神韵和美学价值实际上属于唐代诗人一种独有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当我们立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研究视角去解读和剖析《全唐诗》所具有的独特音乐美学内涵时，不仅将有利于当代诗歌的良性发展，而且有利于唐诗在当代社会的真实展现和时代复活，其“和”的审美意境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融：《全唐诗》的音乐张力 　　唐代诗歌和音乐达到了高度融合的状态，将诗歌提升到了心灵境界，形成了强有力的音乐精神张力。盛唐时期，是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鼎盛期，在大一统的历史环境下，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各民族之间的音乐交流日益频繁，音乐融合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由于唐代民族政策的相对开放，外来音乐也为我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音乐的体系。再加上唐代国力的空前繁盛，开放的文化环境为唐代音乐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有关唐代诗歌的美学蕴涵，特别是唐诗中蕴含的音乐神韵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在唐代诗歌中，琵琶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许多诗人都将其作为描写对象。比如有“本是胡中乐，希君马上弹”，还有“本是龙门桐，因妍入汉宫”，等等。诗人们将琵琶作为描写对象，表达出诗人独特的音乐感受和体悟。悲是琵琶最显著的音乐神韵，其音幽咽低徊，散发着浓烈的忧伤、悲恨的感情气息，令听者浮想联翩，思绪万千。以琵琶入诗，最为著名的当属白居易的《琵琶记》，不仅反映了唐代诗人将音乐融入诗歌的创作行为，而且充分彰显了当时诗人以融为主的音乐美学思想。 　　正如瓦尔特?佩特（英国）所讲的，所有艺术都力图达到音乐的至高境界，实际上，唐代诗歌就已经达到了一种后世无法企及的音乐境界，彰显了一种更为深刻的音乐美。音乐不仅仅是诗人描绘的具体对象，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情感的烘托和轮廓的构建。正由于如同音乐一样的轮廓才全面升华了唐诗境界，赋予了唐诗以生命活力，成为极具灵性的诗。比如高适在《送浑将军出塞》所写的“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判作一年行。”这是一首典型的边塞诗，出征前战士们的内心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