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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教育时代背景下的个体选择 　　【摘要】针对目前的读经现象，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个案访谈，梳理读经教育的前世今生，在此基础上认为读经作为少儿家庭教育或成人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不失为个体的一种选择，其实施方法、意义和作用则有待持续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反思。 　　【关键词】读经 读经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01-0218-02 　　本文的“读经教育”是指把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纳入少儿家庭教育或成人自我教育，而非脱离义务教育的全日制读经。通过现状审视、文献研究和个案访谈，笔者将展示读经教育的前世和今生，并给出相应思考建议。 　　一、“读经”的现状审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学热”、“读经热”。主要体现在： 　　出版界：大量国学经典读物出版，包括为中小学、幼儿园专门编写的教材，如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由中华孔子学会组编，是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教育界：一些中小学、幼儿园引入了一定程度的经典教育，不少地市的教育局出台了指导性意见，但各地开展的范围、程度和形式不一，有的作为语文学科的延伸，有的作为“诵读”活动，有的则纳入德育。 　　社会各界：各类国学培训机构（商业性为主，偶见公益性）兴起，大陆较为知名的有王财贵读经教育和赖国全读经教育等。此外，有些宗教活动团体和民间组织也发起一定范围内的读经活动。 　　读经热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需求的体现。从国家民族层面来说，国学经典是树立民族自信和解决社会道德危机的重要文化资源；从个人层面来说，现行教育中信仰、人格、心性、道德培养的缺失让广大民众转而从读经教育中获得补益。读经的兴起，推手在于民间力量、精英支持、政府推动或商业利益。 　　二、近百年来读经教育的争论 　　经典学习的源头可追溯到孔子用“六经”作为教材教育弟子。此后关键的节点和事件有：汉代经学兴盛，设立“五经博士”；南宋时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十三经”形成；清代朴学兴起，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传释达到新高度。可以说，在古代，读经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和手段。 　　这样的读经教育一直延续到1912-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其明确规定中小学废除读经科，在大学取消经科，将经学内容分散到文史哲三门。蔡元培先后对此进行补充说明：“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少数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课本”，也是可以赞成的；但“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① 。 　　然而，读经教育在民国初期的制度否定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否定之后，本应销声匿迹却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反弹；正如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激烈否定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学热和读经教育也出现了反弹。 　　洪明把百年来的读经争议概括为以下四次： 　　第一次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 　　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 　　第三次发生在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 　　第四次肇始于9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② 。 　　纵观前三次读经论争，论争双方的观点从最初的截然对立到有所折衷，论争更趋深入、细化，从价值论辩趋向实践操作。1935年《教育杂志》72位学者讨论的结果大致如下：1.完全支持或完全反对读经者居少，相对支持或相对反对者居多。2.对经的价值总体反对者居少，总体肯定者居多。3.支持中小学读全本者居少，支持读节本者居多。4.主张死记硬背者居少，切近生活者居多。5.支持设置读经科的居少，支持分散读经者居多。 　　对于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读经论争，杨启亮认为：“儿童读经不是问题，如果不想想儿童为什么要读经，不问问儿童读什么经合适，不知道儿童如何读经有益，不懂得如何教儿童读经，成人不读经只让儿童读经，这就是问题了。”③ 笔者认为，读经利弊难以一言定论，关键在于：1.范围界定：什么是经？2.主体探讨：谁来读经、谁来指导读经？3.方法探讨：怎样读经？ 　　事实是，学界探讨尚无定论，各色读经实践正在进行。 　　三、个案访谈 　　以下通过对伴孩子读经的家长S和带儿童读经的国学讲师X的访谈，来窥见读经实践之一斑： 　　访谈1：S，女，42岁，本科学历；其儿子15岁，初中三年级学生。 　　自儿子小学二年级起，S陪伴其每天读经半小时，至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