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新批评之重温.docVIP

“诗的新批评”之重温 　　陈越的这本书乃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修订稿。记得论文最初的题目是《“诗的新批评”在现代中国之建立》，在预答辩的时候有几位老师担心这个说法过新，且有与英美的“新批评”攀比之嫌，所以建议修改为《“诗的文本批评”的中西汇合》，作为最终答辩的题目。我当然理解这个建议的善意――那几位老师其实都很肯定陈越论文的学术贡献，他们的建议只是为了答辩的保险而言。应该承认，“诗的文本批评”之指称显然比较明确，但我私心里还是更喜欢“诗的新批评”那个说法，因为此类诗评的确借鉴了英美的“新批评”，才与中国古典诗学的注解赏析传统划开了清晰的界限，开辟了诗的文本批评的新阶段。倘若折中一下，则“诗的新批评”正是运用现代的诗学观念和批评方法针对“诗的文本”而展开的诗歌批评实践。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此次出版也便恢复了旧题。 　　诚如陈越所说，这样一种诗的新批评乃是“中西汇合”的产物，只有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可能发生。事实上，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等在“五四”之初即曾热烈讨论过《诗经》诸篇的诗本义，发表了多篇“说诗”的文字。不过那时的他们只是笼统地运用着来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努力把《诗经》当作纯文学的诗作来解读，而尚无诗的文本批评的方法论之自觉。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了：一是新诗坛上有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勃兴，此类新诗含蕴着比较复杂深隐的情思和朦胧含蓄的诗艺，不是一般读者可以一读就懂的，于是也就迫切要求着批评性的解读;二是古典诗词进入大中学讲坛，成为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而由于古典语言的隔阂和诗艺的古雅，年轻的学子们也迫切要求着现代性的导读。正是这两种情况不约而同的交集，共同推动了针对具体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之开展。 　　开创了这个诗的批评新路的，既有新诗人和批评家，也有致力于古典文学教学的现代学人――事实上这两类人往往是二而一的。比如朱自清和俞平伯就既是初期的新诗人和新诗评论者，后来又成为高校的古典诗歌研究专家。这双重的身份促使他们在致力于诗的文本批评及其方法论的探讨时，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解诗传统，并努力使之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印象式鉴赏转变为分析性的解读;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的诗学观念和诗歌批评方法，尤其是来自英美“新批评派”的诗歌批评方法。恰在此时，英国批评家瑞恰兹（I.A.Richards 1893―1979）正好来华任教于清华、北大、燕京等校。瑞恰兹被公认为英美“新批评派”的奠基人之一{1}，他的批评理论、语义学研究和文本分析方法，很适合于诗歌文本之解读，给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朱自清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以至于叶公超断言：“我相信国内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2}由于叶公超的热情介绍，朱自清也及时地注意到了瑞恰兹的理论和方法，遂努力将瑞恰兹的意义理论和文本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的解读，陆续撰写了《新诗杂话》《诗多义举例》等关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论著。朱自清又转而推动了他的同事俞平伯和浦江清。我们只要读读俞平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解诗之作《读词偶得》，就不难体会他在传统的鉴赏和训诂之外，显著地加强了诗词语言意味的分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俞平伯在朱自清的热情鼓励下，精心撰写《诗的神秘》一文，堪称诗歌文本“新批评”之开创性的方法论文献。俞平伯承认“诗（词也在内），有一部分人看它永远是很神秘的，类乎符咒”，但新的理论方法的自觉使他自信地宣称：“我们要把诗从神秘之国里夺出，放在自然的基石上，即使有神秘，却是可以分析，可以明白指出的。”又谓诗的神秘“只是诗的复杂微妙幽沉各属性的综合，似乎一时不能了解，却终究可以分析，叙述和说明的”。{1} 　　进入抗战及40年代，对于诗的文本的“新批评”又有进一步的拓展。此时除朱自清等资深学者外，又有不少年轻学者如林庚、吴世昌、金克木、李广田、邢光祖、吴兴华、程千帆、袁可嘉等陆续加入，并且也出现了专门服务于国文教学的文本批评刊物《国文月刊》《国文杂志》（叶圣陶主持）及《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副刊等……瞩目于诗歌文本的新批评一时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相当出色的成果，如浦江清的《词的讲解》、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吴世昌的《论词的读法》、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吴兴华的《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歌研究中的运用》、程千帆和沈祖?焙现?的《古典诗歌论丛》{2}等，都是诗的文本新批评的杰出论著。其批评对象，则既包括新诗，也有古典诗词，甚至涉及外国诗。比较而言，对古典诗词的新批评最有成效。 　　在诗歌文本的新批评开展过程中，每个批评者的具体操作方法容或有别，但大的着眼点和方法论是非常一致的，其要旨在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前言里得到了扼要的揭示――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