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湖南人.docVIP

说不尽的湖南人 　　近日，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文简体字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裴士锋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弟子，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目前执教于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 　　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裴士锋追溯王夫之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分析其打破传统窠臼的思想如何影响后代湖南复兴运动，并梳理出上下八十年、纵横三代的湖南学者和行动主义者的传统文化脉络。 　　除了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毛泽东……裴士锋注意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来自湖南的改革者和革命者非常多。他以此探讨儒家传统下的地域身份认同，在学术意义上指出这些重要人物构建了“湖南身份”，彰显了“湖南民族主义”，而湖南则形成了反抗与地方自治的“湖南传统”。 　　裴士锋在本书导论中说：“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今日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正如裴士锋对王夫之推崇备至一样，说湖南人，绝对绕不开王夫之。 　　如果说“六经责我开生面”讲的是王夫之的学术抱负与使命担当，那么“七尺从天乞活埋”，就是他不畏强暴的豪情与胆识。 　　船山学说（王夫之号船山病叟）博大精深，纵及中华上下几千年历史文明，横涉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史学、法学、教育百家诸方面，曾有评论称他“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集大哲学家与大文论家于一身的孤例”。 　　从哲学而言，王夫之对之前中国古代不同哲学流派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性总结，并加上自身独到的哲学思考，例如中国人争论不休的“道器”问题――“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 　　王夫之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他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这是唯物主义论断，还有他的关于“动与静”、“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在那个时代，理论价值极高。 　　今天读王夫之，更多是感叹于他对真理的追求，对历史的臧否，对“人”的重视。他主张经世致用，他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他对前人一直秉持的“厚古薄今”、“今不如昔”态度，认为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法令，一切制度和法令，总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更可贵的是，王夫之的“公天下”思想，这是他政治观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他提出，“以天下治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主不可以“一人之正义”而废“天下古今之通义”，应“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应“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 　　公元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一位名叫谭嗣同的湖南人被砍掉了头颅，此时距离王夫之病逝206年。 　　用今天的话来说，谭嗣同是王夫之的“铁粉”，他曾说过：“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对王夫之推崇备至，在长沙办新学，设立南学会，还亲手编写《船山学报》，许多变法理论就直接师承于王夫之。变法失败后，他明知清兵将至，却镇静留守，在狱中，他写下的“我自横刀向天笑”，与两个多世纪前，王夫之所写“七尺从天乞活埋”，何其相似！？ 　　王夫之曾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谭嗣同就是这样的豪杰。谭嗣同就义30年后，夏明翰，王夫之的同县豪杰，面对屠刀还能慨然吟诗，这份血性与豪情，也是有出处的。 　　梁启超（就是与谭嗣同一起参加变法但后来成功跑掉的那位）写过一部《近三百年学术史》，给王夫之冠以“畸儒”之名，他写道：“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稍为得着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但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 　　是的，在谭嗣同梁启超的时代，王夫之刚刚从历史中“复活”。这位“东方黑格尔”寂寞已久，他生前，也知道这种寂寞，他曾预见：“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100多部、400余卷、800余万字……生前，王夫之的著作主要在其家族及亲族好友中小范围传播；他病逝后，其子王??不忍其父之学湮没无闻，但顾忌到清廷文字狱之酷烈，因此采撷了其中未干犯时忌的著作27种进行刊刻，后来清廷修编四库全书，将王夫之定义性为考据学家，收录了其六种考据著作。这些，都无法代表真正的船山学说，直至一个名叫邓显鹤的人出现。 　　邓显鹤被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发现船山遗作后，欣喜若狂，1842年，刊布船山先生著作18种，共150卷，以《船山遗书》命名。 　　邓显鹤被王夫之深深迷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