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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与文论教材建设 　　可以说，在近些年的文论教材建设中，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下称《修订版》）是值得关注、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该教材具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框架。自然，由此也就使得该教材能够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大家知道，从1840年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当中，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在“传统”和“西方”之间争执，而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也一直摆不脱“中”与“西”的纠缠。对于这一点，王一川的认识是清楚的，所以，他在《修订版》的“导论”中提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已经尝试过两种不同路径了。”而这两种路径就是“西化”的路径和回归古典的路径。但是，多少年的尝试中各自又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前者的问题是，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学人借助现代世界知识框架而把握中国文学问题的特定需要，但同时又让我们感到因此而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文论传统”。后者的问题则是：“当古代文论知识从它所生长的古代文化土壤中挪移开来，纳入当前新的文化土壤中，还能照样存活并充满活力吗？”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现代文论需要新传统”的观点，而这种“新传统”的现代文论，“既是中国现代的，具有面向全球各民族文学精灵开放的现代胸襟；又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具体说是传承以汉语为文学语言的现代中华多民族的独特传统，流淌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文学的固有血脉，其目的在于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中着力凝聚和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和风范。”为此，作者进行了“自己的”富有成效的建构，这种建构在我看来就是表现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基础，二是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先说一，《修订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感兴修辞论。 　　应该说，“修辞论”是王一川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理论主张，他的《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就是以此为出发点阐释审美现象的代表。在多年的学术探索后，他又以此为出发点，拿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社2003年），《修订版》正是《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而其中提出的“感兴修辞”或者“兴辞”这一全书的核心范畴，又是作者从传统资源中挖掘出来并借助外国文论的现代知识加工改造的结果，所以，它既是传统的，更是建构的。 　　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建构又是与解构分不开的。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我们的文论教材是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主的，而这些教材以及其他逐渐出现的教材对文学的解释均是以意识形态性质为主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出版，这部被称之为“换代”性的教材对文学的解释是：“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再到了2000年以后，在反本质主义的影响下，新出版的两部影响较大的教材，即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另外一些教材，则放弃了对文学的解释。显得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或者说是将建构留给了学生。这种做法有其积极性，即可以调动学生去思考；但是也有其消极性，即对刚刚开始学习文学理论的本科生寄予了过高的希望。而《修订版》虽然没有固守“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那种“唯一”，也没有轻易地宣告它们的“终结”。就此方面来说，作者的做法是“从‘文学本质’论转换到‘文学特性’论”（第73页）。因为，“本质并不就等于确定无疑的存在，而不过是主体的人为设定而已”。所以，“舍弃本质式思维而由‘特性’的视角去观察文学，可能会发现文学的根植于民族生活土壤之上的特定而又多样的面貌及其变化。”（第74页）由此出发，作者展开了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阐释，而“文学是一种感兴修辞”正是作者“发现”的文学的“主导特性”。以此为立足点，作者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框架”：由第一章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第二章的“文学观念”，第三章的“文学特性”和第四章的“文学媒介”，到第五章的“文学文本”，第六章的“文学文本层面”和第七章的“文学品质”，再到第八章的“文学创作”，最后是第九章的“文学阅读”和第十章的“文学批评”。而在第六章的“文学文本层面”中，根据感兴修辞的基本立足点，将文学文本划分为五个层面：媒型层，兴辞层，兴象层，意兴层和余衍层。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其《文学理论》中是将“余衍层”分为“余兴层”和“衍兴层”两个层面的，后来才将之融合为“余衍层”，这样，文学文本的结构也就由六层面成为了五层面。对之，作者曾有论文专门予以说明（《理解文学文本层面及其余衍层》，《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还应该看到，由于作者在多年来所着力的“修辞论美学”中就强调“理论的批评化”，并认为“理论在表述文体上就不会再追求系统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