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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制体制上发现与解决问题国共党内合作问题再探讨 　　[摘 要]国共党内合作从提出伊始就受到激烈反对，至今已超过90年了。今天运用体制机制创新理论来分析党内合作问题，破解难题就有了新思路。党内合作体制机制上存在障碍和缺陷，必须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关键词]党内合作；体制机制创新；马林；孙中山；陈独秀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11-04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党内合作的原则。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携手，由此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长期以来，传统观点总是对党内合作这种形式予以充分肯定。进入新时期之后，这种观点受到质疑和挑战。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一批共产国际档案公布后，这种观点??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分析和研究国共党内合作问题呢？本文从体制机制角度来分析国共党内合作问题。 　　一、国共党内合作的体制机制内涵 　　什么是党内合作的体制？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实行国共合作，就是中共已被打散成个体，而不是以整个组织的名义加入国民党。达林曾向孙中山建议，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遭到孙中山的拒绝[1]。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内不允许存在共产党的组织。他坚持党内合作，就是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与他一致动作。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 便应该服从党纪， 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 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 我便要开除他们； 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 我便要反对苏俄。”[2]“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否则，“我一定开除他”[3]。这个体制扼杀了中共的独立性，不能以组织的名义以一个整体来开展斗争，实际上就是溶共的体制。 　　什么是党内合作的机制，用马林和鲍罗廷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机制[4]。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为国民党输血的机制。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5]当时的中国，最好的新血液就是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这种输血机制确定了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合作，保证了国民党在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很明显，从体制机制角度观察，党内合作方式增强了国民党的主体意识， 将共产党陷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不利于中共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立自主地开展工农运动， 更难于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二、特定的体制机制确保了国民党在国共党内合作中的领导权 　　孙中山不愧为老练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根据其毕生组党的经验， 他特别强调组织上的纯洁性，强调党员对他的绝对服从。在1914 年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 就规定入党要按指印，要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他也强调中共对他的绝对服从，祭出了党内合作这个法宝，以这种非平等的形式确保国民党在合作中的领导权。 　　孙中山接受国共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苏俄的军事、经济援助，因为这是苏俄提供援助的前提。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撤离广州，8月到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他需要俄国的援助。他曾对美国记者舒尔曼谈联俄的原因时说：“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 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 我要设法使他沉不下去。当我们在河中被激流冲走时， 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 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们。这时候飘来苏俄这根稻草， 因为要淹死了， 我只好抓住他。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对我们大喊： 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 但是他们不帮助我。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 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6]当还在广州同陈炯明的叛军斗争之际， 他通过陈友仁转告达林：“现在我深信， 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7] 　　孙中山的内心深处是轻视共产党的，认为共产党只是“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的小组织[8]。他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 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9]。因此， 他看不起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 不愿同共产党平起平坐进行合作，从来没有用过“联共”的字眼。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在《孙文越飞宣言》中阐明：“共产组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10]并且还得到了越飞的认同。他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含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担，中国革命应以国民党为中心，其他党派（包括中共）应该集合在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奋斗。他说得很清楚：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如不服从吾党， 我亦必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