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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植物生理学谈光合作用与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 　　高荣孚，原国务院参事，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植物生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农林大学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植物生理生态方面，率先使用国产元件组装仪器，用空气动力学方法研究森林光合作用。他先后主持完成了稳态气孔计、光合有效光量仪、叶绿素荧光仪、光声光谱仪等仪器的研制，并荣获1987年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些仪器不仅满足了科研需要，也为我国光合研究进入国际前沿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 　　粮食安全关系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21世纪面临的尖锐问题之一就是食物问题。人们吃的食物都是植物光合作用的直接或间接产物，所以光合作用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今人们常常谈农业生产要“高光效”，而只有了解植物生理学特性，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达到“高光效”，因此从植物生理学角度把握光合作用与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有必要。 　　植物生理学是研究植物生命活动和规律的学科，也是科学、合理经营农业生产的基础。栽培植物为什么要浇水、施肥？干旱、水涝和盐碱为什么会减产？这些都是植物生理学研究的内容。而光合作用是植物特有的生物学过程，也是作物产量形成的物质基础，没有光合作用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通过光合作用，植物才能把光能转变成生物能，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变成所需的各种有机物。 　　自从人类DNA序列被确定，水稻以及被称为植物果蝇的拟南芥等植物的DNA序列也逐步被测定，人类开始进入基因组学时期。在后基因时代，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出现了研究RNA的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产物组学和离子组学以及将这些学科结合起来的系统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大大丰富了基因组学的研究内容，分子生物学的出现也大大推进了植物生理学的研究，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植物生理生化也将促进分子生物学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重视和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孕育了科技发展的新阶段，在给农业生产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以全球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全球20%以上的人口，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使人们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展第一次绿色革命以来，全球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矮杆化减少了不必要的茎杆，增加了粮食产量；二是采取密植栽种，增加了叶面积，提高了光能作用。但是现在这两种方法已经到了“尽头”，再要有所提高很困难。 　　从光合作用的角度来看，理论上植物光合作用的光能利用率应该能够达到吸收的12%，但事实上植物本身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很低，一般在3%以下，有的只有1.5%左右，而要提高光合效率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们在对小麦和水稻的光合研究中发现，就作物单位叶面积的光合速率而言，野生种大于优良栽植品种。作物靠增加叶面积和高光合速率的持续时间来提高作物产量，这在小麦、水稻和杂交毛白杨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通常在粮食生产中，人们主要通过不断施肥，特别是施氮肥来使作物保持高的叶光合速率，这是因为同化二氧化碳和蛋白质的合成都需要氮，只有不断供给氮才能有较高的效率。但众所周知，氮肥的利用效率很低，一般只有30%～50%的利用率，也就是说有1/2～1/3的氮肥会流失，而这部分流失的氮肥会造成河流的面源污染，使湖泊、河流富营养化。虽然可以通过改进施肥技术来提高氮肥利用率，但选育有高光合速率和光合作用持续期长，且需要氮肥少的品种更为重要。 　　我一直从事植物生理生化研究，过去主要采用生化方法做研究，但这些方法大都具有破坏性，不能连续进行观察。所以长此以往，我对仪器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尝试着自己动手研发和组装一些小型仪器。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我发现国外很多有名的实验室，都不同程度上自己研制仪器，这样就能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创新的机会比较多。 　　在我看来，光合作用的机理研究要想出创新性的成果与新仪器和新方法有关，这一点从叶绿素荧光动力学研究就能看出来。尽管1931年已经发现了叶绿素荧光动力学，但当时没有发展，直到1970年左右，由于光合作用光能转化机理研究的进展和技术上的进步，才使得叶绿素荧光动力学的理论从实验室走向田间。 　　光电转化技术是非破坏性的方法，它可以连续测定同一片叶子的荧光变化，光电器件和集成电路的发展，使叶绿素荧光仪成为光合作用研究的重要工具，更主要的是它还可以判断叶子内部叶绿体中发生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最早商品化的仪器是简易的非调制荧光仪，由于器件速度限制其起始荧光[F0]（一种测试荧光的指标）测不准，后来出现的脉冲调制荧光仪成为主流仪器。但是，随着器件和数字化进展及光合研究的需要，非调制荧光仪以新的形式出现，弥补了原来的不足，可以测准[F0]，还可以测瞬态荧光。我们从1985年开始研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