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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与德治结合看与谐社会构建 　　关键词：法治；德治；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摘要：从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方面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并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向略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而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治国安邦”之学应该是最受尊崇的学术，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学问。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对于其后世的治国安邦产生了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为我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迪作用。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在治国方略上有儒家和法家两派。德治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指导原则；而法治是法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从《尚书》)中可知尧、舜、禹就是以德治天下的典范，但作为比较系统的德治思想则最早源于西周，周灭商以后，西周面对夏商灭亡的严酷现实，便在继续宣扬“天命”的同时，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刑”的思想。周公的“德政”要求统治者勤于政事，力戒荒淫；恩惠于民，不过度压榨；宽以待民，正确对待民怨；选有德者当权，以勤政、惠民、裕民。这便是在早期形成的“德治”思想的基本轮廓。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趋于成熟。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即执政者治理国家只有实行德政、德治，才能像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一样，群星拱卫着环绕它旋转，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孔子明确地把德治放在第一位，把法(刑)治放在第二位。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说：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理国家，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孔子这种强调道德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德主刑辅”思想，被后来的孟子、董仲舒等继续发扬光大。但“德主刑辅”的思想更多地讲到了治国中对民众实行德治的重要性，多少存在着轻视法治、否定法治的一面。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邓析：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李斯。春秋战国末期，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奴隶和平民的暴动此起彼伏，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也可以说是处于“礼崩乐坏”之际。当时，仅仅依靠“德治”已经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法家的代表人物便顺应时代的发展，把“法治”的思想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法家认为，“好利而恶害”或者“就利而避害”是人的本质属性，因人人都好利而恶害，每个人都在追逐名利，所以要使臣民服从君主的统治，法家认为靠怀柔的礼治手段是达不到的，只能重刑，以此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而治民的手段无论是设赏还是立罚，都必须得有一定的标准和根据。于是，制定法，缘法而治是治国之根本。法家主张：以法为本，垂法而治；刑无等级，一断于法；严刑峻法，以刑去刑。比如：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任而国治”；“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司马迁概括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商勒主张轻罪重判、小罪重罚，认为只有通过“重罚”、“严刑”才能达到“去奸”和“民莫敢为非”的目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战国时期的鲁国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国“专任刑罚”。则二世而亡。所以，荀子主张：对社会、国家的治理要“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即提出了礼、法并重的思想。道理很简单，没有以“法治”为手段的“德治”，往往会流于形式，不能产生实质的效用；而没有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则往往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主张“德主刑辅”也好，主张“法任而国治”也好，主张礼、法并重也好，都不应当脱离客观实际的状况，正所谓：乱世用重典、道德重教化。单纯的德治和单纯的法治都不可能成功，在一定时期可能需要以德治为主，在一定时期可能需要以法治为主，有时需要德、法并用，关键在于两者的结合度。由此可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