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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与中国企业管理史 　　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它们所面临和关注的管理问题也在逐步走向深化，《北大商业评论》的评论视角也有意识地从粗线条、大手笔的勾勒走向细致入微的洞察，从跟随和提炼转向前瞻性的引领。中国企业管理的阶梯式进步，由此可见一斑。 　　从2003年末到2011年初，《北大商业评论》刚刚度过了七周岁。经过七年的雕琢，《北大商业评论》已经成为了中国商业管理媒体中的一个响亮品牌，杂志美誉度越来越高，读者将它视为中国最好的高端管理评论刊物之一，很多企业以集团订购的形式赠送内部中高层干部和企业客户。在信息泛滥的今天，许多中国企业家将《北大商业评论》列为唯一的固定阅读杂志。可以说，《北大商业评论》在推动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在推动中国企业管理的进步上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顾历史，《北大商业评论》创刊之初，除了一腔热血和一份提炼中国企业管理思想、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进步的责任感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没有刊号、没有人手、没有资源。与那些动辄投入上千万资金的大刊相比，我们的启动资金少得可怜，办刊人员也都没有办刊经验。创刊时，包括销售和编辑在内只有5、6个人，挤在北大一个不足15平米、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里。当一位读者按照杂志上的地址找到编辑部来订购杂志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真想不到这样一本高端精美的杂志，居然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制作出来的。 　　虽然一路艰辛，但是我们迎难而上，持续不懈地努力实现当初的理想：为中国企业提供成长的思想动力。这种理想和动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来自北大精神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北大独特精神魅力的产物 　　 　　“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在中国具有特殊的精神魅力，这种魅力来源于她的学术地位，来源于她从来就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来源于她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切关注和参与。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应该有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商业管理类高端刊物，并且向世界发出声音。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企业的需要。 　　在中国企业史上，1984年注定是一个伟大的年份。这一年，万科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张瑞敏走马上任海尔，联想前身“信通计算机公司”成立，柳传志被选中担任副经理。研究企业史的学者把这一年称之为公司元年。到了1987年，又出现企业家元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春天。一批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脱颖而出，如联想、海尔、万科、复星等。它们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如何成功驾驭企业的高速发展?在这30年里，同样也有破产的企业，企业在快速成长的同时，又如何避免夭折? 　　中国企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亟须总结和梳理，它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需要进行提炼和升华，同时亦需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管理经验，市场需要一个管理理论联系商业实践的高端交流平台。然而，彼时的中国财经类媒体更多关注中国企业的成长报道，不能满足中国企业在管理方面的深度需求。中国管理学界的学术刊物提供的各类管理话题，如人力资源、研发、创新、国际化等，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吻合了中国企业现实的需要，但由于研究方法过于学术化，行文过于晦涩，难以为企业界提供有效的指导。能不能有一种刊物既能给中国企业提供管理的精神食粮又不停留在殿堂之上，兼具学术刊物的高度和商业刊物的通俗易懂? 　　中国企业需要本土化的高端管理评论刊物来为他们提供养料。20年前如果不向西方学习，是我们无知；如果今天还仅仅满足于向西方学习，则是我们无能。时不我待，经过两年的调研和酝酿后，《北大商业评论》于2003年11月应运而生。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办成中国的“哈佛商业评论”，要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搭建起桥梁作用。 　　我们秉承“中西融贯，知行合一”的理念，立足于中国国情，重点突出中国管理热点，适当兼顾宏观经济，融入中国人文底蕴，演绎本土管理案例，在国际上侧重介绍美国以外的国际管理。因为中国的管理热点与美国的管理热点相去甚远，中国的微观管理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中国的管理与中国的历史渊源甚深，本土的管理案例与本土的管理实践结合最紧，而且美国的媒体传播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过于强势。我们的读者定位于有理论素养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注重实践的学者，即“儒商与商儒”。我们身边聚集了一批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作者，这些有深厚理论素养、熟悉中国人文历史、深切了解中国管理主题、高度参与中国管理实践的学者、管理顾问和企业家，是我们成功的基本保证。 　　经过七年发展，与具有国际水平的同类刊物相比，《北大商业评论》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关注中国当前的管理热点问题。联想总裁柳传志经常说企业管理好比一座屋子，地基是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屋体是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程管理，屋顶是管理技巧和管理方法，中国企业更应该注重的是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