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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与与魂洋才之差异性分析 　　【摘 要】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作为一种思想纲领，都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成为后起的东方民族在近代化进程中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主张。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以之为指导的中日改革在当时的结果却大相径庭的，这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二者差异性的探讨。 　　【关键词】中体西用；和魂洋才；差异 　　20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日两国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形势，先后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改革，教育领域的改革也相继展开。基于同样外忧内弱的国情以及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世情，作为两国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有着共同之处。首先，两者都是本土文化在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时，对于外来文化的挑战而做出的回应，最初具有相同的被动性；其次，两者都试图调和或融汇东西方文化，以期以西方文化之长补自我文化之短，属于一种文化调和；再次，两者都力图保存自身文化在文化调和过程中的主体性，试图以自身文化之“体”或“魂”去主导西方文化之“用”或”才”；最后，两者的原始含义大致相同，“中体”与“和魂”都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而“西用”与“洋才”则均指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富强之术”。而，面对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甲午战失败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反差，不难看出，看似相似的两种指导思想必然存在着巨大差异。 　　一、纵观两国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原始含义虽然有一致性，但其实质是不同的 　　虽然中体与和魂均以儒学为基础，其内核表面相似，但中体主要是指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其核心是“纲常名教”，具体体现的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和魂主要是指构成日本传统文化核心的天皇制下形成的“忠诚一体”、顽强不屈的“大和魂”这一民族精神，它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个人伦理。因此，有学者将当时的中体与和魂之别归结为封建性与民族性之差别。此外，虽然儒教伦理在两国的意识形态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但儒学传入日本后，转化为不同于中国儒教的日本化的儒学，这二者在两国道德领域的影响深度不同，核心也不同，中国是以“仁”为中心的大众儒教，而日本是以“忠”为中心的军事儒教，这也决定了“仁”的思想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日本却一直延续了自己的军国主义传统。 　　西用与洋才，从原义看二者均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富强之术，而其真正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指声、光、电、化、理、工、医、农等自然科学和史地、教育、商务等社会科学以及“坚船利炮”等物态文化。这决定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只学习西文、西艺、西史，不学西政，吸收西方文化仅局限于器用层上。而后者不仅指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等物态文化，还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法律形式、教育制度等意识形态文化。基于这一认识，日本不仅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制度文化，即不局限于器用层面，兼取西方文化各个层面之长。 　　对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实质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的宽容程度上的差异。我国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掌握的尺度较严，“西用”一般局限于西方科技，而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尤其政治制度则被视为“中体”的对立物和异端而加以排斥。日本则恰恰相反。 　　二、中体与和魂在各自框架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 　　“中体”在中体西用模式中处于根本的和优先的地位，“西用”则处于从属和次要的位置，两者是一种不对称的主从结合。而“和魂”则并没有受到优先的强调，“洋才”也没有被摆到末位，两者基本上是对等的结合，这就避免了陷入既要维护落后制度，又要学习先进文化的自我矛盾之中，精神与文化的融合无疑比制度与文化的对立更能取得改革成效，可见，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 　　三、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 　　在文化特性上，中国文化是自生、内发性的，而日本文化是外生、吸纳性的。因此，中日两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的文化在封建社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即使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中，数千年的儒学文明和封建专制体制依旧表现出消极的抗拒性和被动的适应性，封建传统教育仍处于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中国单一的、内向封闭型的传统历史文化阻碍了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融合。因此，中体西用思想拒绝了西方的政治文明，也同时延缓了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步伐。日本则不同，虽然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同属于东方儒学文明圈的范围，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是无我中心型文化，容易抛开传统观念和习惯。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并存性特征使得日本传统文明在与西方近代文明发生碰撞时，极易对西方政治文明进行接收与吸收。可见，和魂洋才思想是日本文化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成果。 　　四、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在实践环境上存在差异 　　一方面，二者指导的改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