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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中法治缺失及对策 　　［摘要］学生直接发起的法律挑战，暴露出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中的种种法治缺失。包括：实体规则的缺位与滞后，确定剥夺大学生“受教育权”的立法层次偏低；程序规则的缺失与模糊，学生有“受教育权”，但无诉讼救济权利，救济途径不畅；法治精神的缺乏与漠视，轻权利重义务，以道德评判代替法律裁决，把行政管理带入民事管理。鉴于此，要完善法律体系，避免法治真空；要健全教育法治制度，将受教育权的终极关怀贯彻到底；要超越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坚决执行法律保留原则。 　　［关键词］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 法治缺失 　　［作者简介］许映建（1966- ），男，江苏如东人，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教育法学。（江苏南通226007）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8）33-0060-03 　　 　　20世纪末，一向宁静馨和的象牙塔里，天之骄子从沉默中醒来。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勇敢质疑和挑战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制度和行为。在一系列令国人瞩目的诉讼中，高等学校终于走出象牙塔，步入法庭，接受来自学生的质问。面对学生直接发起的法律挑战，学生管理中法治缺失的问题值得思考。 　　 　　一、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治缺失探析 　　 　　（一）学生管理立法中的缺失 　　1.确定剥夺大学生“受教育权”的立法层次偏低。当下的学生告学校诉讼案件中，“受教育权”成为援引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公民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在符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后，经过一定的程序被高校录取，便具有高等学校学生的主体资格，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权被认为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各国宪法的高度确认和保护。高等学校可以依据职权剥夺学生的主体资格，但限制和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理由应当由立法机关来规定，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代替行使。然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学校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虽然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高校处分权的种类及高校行使处分权的条件，但开除学籍等处分权的行使关系到学生受教育权问题，在没有上位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新《学生管理规定》作为部门规章，是否有权限制或剥夺学生的学籍，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毫无疑问，由教育部的行政规定来确定剥夺学生教育主体资格的理由，立法层次偏低。 　　2.规范学生管理存在法律“真空”。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分别是1995年、1999年施行的，都比较笼统和抽象。而作为指导实践的细则，如《学位条例》却是1981年制定的，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这些规定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计划经济和当时教育管理思想的色彩，其内容多为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宏观规定多，条文过于简单、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更有许多领域没有涉及，造成明显的法律“真空”。 　　如《教育法》规定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包括：教育平等权；获得资助权；获得残疾帮助权；学习权；设施、设备、图书使用权；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权；在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权；获得学业、学位证书权；不服处分申诉权；对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行为的申诉权、诉讼权。《高等教育法》则又增加了参加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之权利；组织学生团体之权利。然而，除了《学位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学位授予问题以外，对上述权利有影响的规则，基本上都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各个高校创制。仅仅完成笼统的学生权利认可，而把与这些权利有关的规则全部留给教育行政机关或者学校提供，那么，与学生有关的哪些事项当属法律保留范围之内，哪些又是教育行政机关或者学校可自行规定的？这些问题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另外，现行教育法律体系也尚不完备。从横向结构来看，尚未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一些亟待出台的重要法律尚未制定和颁布；从纵向结构来看，一个以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部门教育规章和地方教育规章组成的层次明确、脉络清晰的立法体系尚待成形；从立法内容和技术来看，法律法规条款的原则性表述过多，有些法律法规用语较模糊，具有不确定性，难以操作，以致影响立法对象和执法者的执行。另外，尚有相当一部分颁布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法规、规章冠以“暂行”“试行”等名称，既不修订也不作为正式的法律规章，在实践中降低了教育法的效力和权威。 　　（二）学生权利保障中的缺失 　　1.学生有“受教育权”，但无诉讼救济权利。新《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