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改革对行为人闲暇决策多维效应分析.docVIP

“黄金周”改革对行为人闲暇决策的多维效应分析 　　[摘 要] “黄金周”改革后，由过去的集中度假变为分时度假，并且闲暇时间有了一定量的增加。本文通过对行为人闲暇活动的分析，指出“黄金周”的改革将会对行为人的闲暇决策产生多维效应。同时对目前闲暇活动所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黄金周”改革 行为人 闲暇 闲暇时间 旅游行为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五一”的3天长假取消，改为1天;“十一”法定长假保持不变;春节放假日期提前从除夕至初六;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各放假1天。那么，全年双休假104天(52×2天=104天)加上元旦、中秋、端午、清明和“五一”5天假期，再加上2个“黄金周”6天假期，共计115天。由此可知，“黄金周”改革是在原来114天假日的总量进行了扩容，增加了1天，把过去以“黄金周”3天为主的“集中度假”方式改为了以1天为主的“分散度假”方式。增加1天休假和对假期结构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行为人的闲暇活动，闲暇方式的选择以及闲暇时间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考虑，“黄金周”改革还将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因此，“黄金周”改革并不是单纯的多1天假期或是简单的调整放假方式，它将打破制约旅游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连续长跨度的闲暇时间的瓶颈，改善闲暇质量，影响行为人的闲暇决策。这从我国闲暇制度的改革成果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一、改革的背景 　　我国改革开发20年来，老百姓的闲暇时间的增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全国实行6天工作制。第二阶段,从1995年到1999年,全国开始实行5天工作日;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2007年,“黄金周”制度开始实施。 　　从1995年开始五天工作制到1999年执行的“黄金周”制度，极大地唤醒了行为人的出游意识，增加了行为人的旅游投入和闲暇时间，提高了生活质量。很显然，1999年“黄金周”制度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制定者试图利用一个较长的连续闲暇时间来拉动国内需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原因有二:一是旅游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二是这种拉动作用往往被“黄金周”所导致的生产活动的收缩所抵消。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2004年间，闲暇时间每增长1%，仅拉动当前消费增长0.93%，但居民收入每增长1%，则可拉动当前消费增长4.55%。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离崇尚闲暇的后工业化社会还有一定差距。“黄金周”闲暇所表现出来的对工作的替代效应较大，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黄金周”对经济的拉动影响很小。 　　加之，“黄金周”自身的缺陷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显现，比如交通运输拥堵，政府公共管理费用增加，旅游景区超负荷运转，旅游服务质量下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假日综合症”突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由此引发社会对于“黄金周”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充分论证，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出台了《决定》，对“黄金周”进行了改革。客观讲,针对“黄金周”的改革问题,社会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 　　二、理论依据 　　真理越辩越明。其实，争议并不可怕，怕的是毫无依据的“狡辩”。要弄清楚“黄金周”改革的利弊以及对行为人闲暇决策的影响，首先就需要我们去探求“黄金周”改革的理论依据。 　　从学科的角度来讲，西方对闲暇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闲暇时间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中，闲暇通常以闲暇时间为表征，被当作工作时间的对立面来研究(Vablen,1899)，并不等同于休闲，此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将闲暇当作一种普通商品，运用传统的边际分析对其剖析（Pigou,1920;Knight,1921;Robins,1930等）。新古典观点认为:闲暇需求曲线是向右上倾斜的，随收入的变化，则表现为“U”行曲线。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Becker(1965)开辟了一条闲暇经济理论的重要研究路径――针对不同的闲暇时间类型来研究闲暇活动和闲暇现象。他将闲暇时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必要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活动时间，如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睡眠时间和必要家务劳动时间，此为必要型闲暇时间。一般而言，必要型闲暇时间是基本不变的；二是经济行为人在工作时间外接受各类教育以获取技能和知识的时间，此为教育时间；三是经济行为人的享受型闲暇时间，包括花费在休闲、旅游、健身和娱乐等方面的时间。但是个体接受教育和享受闲暇时间量会因时间而发生变化。对后两种闲暇时间的研究一直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即使在经济学发展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仍属于新兴领域。布坎南（Buchanan，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