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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与谐音乐思想探析 　　摘 要：司马迁所著《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之一。太史公所生活的西汉时期已然是礼乐蓬勃发展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他在《史记》中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自己的音乐思想，把音乐与自然、政治、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说明音乐是自然界万物和谐发展、繁衍生息的表现，并辅以大量翔实的音乐事件和史料记载，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音乐形态和特征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音乐；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性质的史书，它从各个方面记述了中华民族自轩辕黄帝以迄西汉武帝时期约3000年的历史。其中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历法、人物、科技、医学、音乐等等各个方面。音乐方面，《史记》中有煌煌万余言的《乐书》。《史记?乐书》建立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乐志体例。但现在《史记》中的这一篇章是经过东汉学者褚少孙补充编入的。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谈到《乐书》时曾说：“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也。”意思是说，《乐书》是褚少孙编进《史记》的，并非是太史公原本的《乐书》，其补充的内容正是汉代流行的《礼记?乐记》篇章。不过，学者们一般认为，尽管这一篇章并非是司马迁的原迹，但从内容上来看与太史公的写作意图是基本一致的，这从太史公的《自序》内容中可以得知。把目光转移到《史记》中的各个“本纪”、“世家”、“列传”等篇章中来，就会发现，很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音乐史料星布于各个篇章中，它们犹如繁星闪烁，点缀着这部光辉巨著的斑斓色彩，也衬托出作者司马迁伟大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思想光芒！所以，如何系统挖掘、梳理《史记》中的音乐史料，就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一、音乐与自然的关系 　　《自序》所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涉及音乐与自然的关系。《史记》这方面的思想集中反映于《律书》。《律书》对黄钟、大吕等十二律名进行释义，强调音律与自然阴阳之气相通，能决定万物生、长、敛、藏的意义，其突出表现是将十二律与八风及十干、十二支、二十八星宿相配。八风即八方之风，来自四时十二月。十干、十 二支、二十八宿表示年、月、日、时依次运行，周而复始。《律书》以十二律与八风、十干、十二支、二十八宿牵强比附，旨在得出如下结论：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这一思想是对春秋时期众仲“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之说、伶州鸿“有和平之声则蕃殖之财”之说的继承与发挥。众仲、伶州鸿认为音乐既是“省风”而作，便能与自熟之风、气相通，便可用来“行风、宣气，使万物得以生长。这种思想虽未摆脱巫术观念而带有神秘色彩，其基本倾向还是朴素的同类相应论。《律书》则认为音乐之所以能与风、气相同，能使万物成熟，不仅由于同类相应，更是由于音乐的律吕，体现了宇宙运动、宇宙和谐的根本规律，风、气的运行必须遵循这一规律，万物的生长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由此可见《律书》接受了《吕氏春秋》的宇宙图式，而更突出了音乐――音律在其中的意义与作用。同时，《长律书》还赋予“天”以意志与目的。认为以律历通风气，以律历成熟万物，便是“天”的意志，“天”的目的。这便使原本十分朴素的阴阳五行思想蒙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显示了董仲舒以后汉代思潮神学目的论的特征。根据“天人合一”的原则，《律书》认为律吕不仅是万物的根本，而且也是万事的根本，此即所谓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执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本禹。《律书》还认为，六律对于万事的意义突出地表现于军事。它以武王伐纣为例，说：武王伐纣 ，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所谓“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是说从孟春（一月）之律太簇吹至季冬（十二月）之律大吕，杀气与大吕相应，象征纣王残酷无道，故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释此二句为“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应。寒生北方，乃杀气也。武王伐纣，吹律从春至冬，杀气相并，律亦应之”。所谓“音尚宫”，是说吹律而宫应，象征上下同心。伐纣可以取胜，故《正义》引《兵书》释此句，说“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徽则将急数怒，军十劳；羽则兵弱少威焉”。而《律书》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是：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截！关于“望敌知吉凶”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下简称《索隐》）的解释与《正义》不同，前者以为“凡敌阵之上皆有气色，气强则声强，声强则其众劲。律者，所以通气，故知吉凶也”，后者则以为“凡两军相敌，上皆有云气及日晕。《天官书》云：‘晕等，力均；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 ’故望云气知胜负强弱”。关于“闻声效胜负”，二者的解释相同，都以为此即《左传》所说师旷知南风之不竞、《周礼 》所说“太师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