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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对读及其主旨与艺术特色分析 　　内容摘要：清华简《耆夜》中记载的《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分章相同，主旨相同，句型相似有些亦相同，其简虽有几处残缺，但其被吟唱的时间、地点、情境都清楚。通过对读，发现二者确实有密切关系，这对《蟋蟀》的流传过程、改编经过、分类缘由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线索。《蟋蟀》的主旨在后世多被误读为劝人及时行乐，且见诸于多则史料，然而通过对当时吟诗情境的分析，其主旨更倾向于为时光飞逝感到心忧，强调珍惜时光。《诗经?唐风?蟋蟀》一定程度上是对清华简《耆夜》中《蟋蟀》的模仿。 　　关键词：《蟋蟀》 对读 主旨 艺术特色 　　一.清华简《耆夜》中《蟋蟀》的创作背景及艺术特色 　　清华简中《耆夜》简共14支，第14支简背后有“夜”二字，是篇题，也是这14支简文内容的概括，“”是“耆”的本字，古音相同，又作“黎”，是音借。“夜”通“舍”，“夜”就是伐耆后“舍爵饮酒”[1]（P149）的意思。在周代，“爵”是衡量身份等级的标准，“封爵”、“酒爵”都是身份变化的仪式统称。《耆夜》记载的是周武王八年伐耆大胜，凯旋而归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周天子与君臣饮酒作歌。“饮至”是古礼，指军队出征胜利后回宗庙宴饮庆功的典礼，其间除饮酒外还有舍爵、策勋的环节。《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2]（P53）“封爵”术语中之所以包含酒器，与“饮至”典礼上的“酒爵”之礼有很大的渊源关系。这样一个“饮至”典礼既是周王室的激励臣民的手段，也是决定着当时官员的身份等级的重要典礼。 　　在这个典礼上，周天子与臣子们对酒作歌，古时的诗歌可配乐演唱，演奏一次称为“一终”。《耆夜》共记载了他们几人互相酬赠之歌五终，其中周武王作两首，分别酬赠毕公、周公，周公作三首，分别酬赠毕公、周武王，还有一首即兴而作的《蟋蟀》。敬酒行爵的次序是身份高低、长幼亲疏、尊卑贵贱的直观体现，而周武王和周公舍爵酬赠都是先从毕公开始。毕公作为三人中最小，是周武王和周公的异母弟，他们对于毕公的爱护由此可见。然而，先酬赠毕公，不仅仅是因为他最年幼，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很有可能是伐耆的主将，在此次伐耆的战争中立了大功。《耆夜》第一支简上在介绍酒宴中人物时第一个就介绍了毕公，“毕公高为客，召公保?]为夹，周公叔旦为?e……”[1]（P150）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也猜测“毕公高在饮酒中为客，可能是由于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的缘故”[1]（P151）。 　　《耆夜》第一首是周天子舍爵酬毕公的《乐乐旨酒》，第二首是周天子舍爵酬周公的《?乘》，第三首“酬毕公”下面疑脱“召公”二字，是周公给毕公敬酒并作歌的《?P?P》，第四首是周公舍爵酬周文王的祝诵一终《明明上帝》。第五首，也是《耆夜》的最后一首才是周公见眼前蟋蟀在堂的场景即兴所作的《蟋蟀》，《耆夜》简第9支、第10支简上记载：“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降于堂，公作歌一终曰《蟋蟀》。”[1]（P150） 　　《蟋蟀》是周公的原创，蟋蟀是触发周公作此诗的“阀门”。如果武王、周公在饮至典礼之前提前跟乐官选好诗，配好音乐，那《耆夜》中《蟋蟀》诗前就不会交代蟋蟀骤降于堂前的情境。可见，蟋蟀是周公的眼前之景，周公见到蟋蟀“在堂”、“在席”、“在序”，知道年岁将尽，年末快到了，这时，他“不喜不乐”的感情被触发，才会劝诫天子不要安乐过度，不要虚度时光。由“蟋蟀在堂”就联想到了“无以大乐”、“无以大康”、“好乐无荒”等，是典型的“兴”。在这里，蟋蟀作为能让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而产生联想的兴体，起到了启发、触发作者的作用，出现在每一章的最前面，起到兴的作用。 　　我们可以借用解读《诗经》的材料来帮助我们理解。“‘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3]兴体的下文看不出直接关系的情况最容易被判断为是“兴”，因为一般都认为兴体和应句之间不一定要有明确的关系。而此首《蟋蟀》“蟋蟀在席”与应句“岁聿云莫”之间关系较明确，这也是“兴”。 　　但也不排除周公之前就看过国家搜集上来的唐地方民歌《蟋蟀》，以至于看到眼前蟋蟀时脑海里想起了曾今看到的那首民歌就直接用了。恰巧乐官以前给《蟋蟀》配过曲，所以直接配合周公的吟唱演奏了出来。笔者认为周公即兴创作《蟋蟀》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周公当时秉爵未饮，看到堂前蟋蟀而被吸引而有所感想作出《蟋蟀》一诗。 　　二.简本《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对读 　　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有很多诗句与《诗经?唐风?蟋蟀》相同或相似，学界多认为二者有密切的关系。现将两首诗分三组对读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