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构词法与造词法研究评析.docVIP

汉语构词法与造词法研究评析 　　布龙菲尔德说过：“各种语言的区别，在词法上比在句法上更大。”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首开构词法研究的先河，孙常绪的《汉语词汇》（1956）首次进行造词法研究，尔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的异同，对它们的研究也愈来愈深入。 　　《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语文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是一部以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在布局上井然有序，条理清晰，形成了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在方法上不囿成见，颇具新意，为汉语构词法与造词法的研究确立了新理论。 　　在书中，作者主要以认知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作指导，以数字变化规律说明语言变化规律为手段，形成了“一干四枝”的结构框架：“干”指作者构拟的二分式的构词法体系和造词法体系（第一章）；“四枝”则分别指上古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二章），中古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三章），近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四章），以及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五章）。五个部分以时间为经，以理论为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揭示了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发展史，挖掘出汉语词汇在不同时期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 　　除了精妙的布局，该书仍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史见论，以论带史。一般学者的研究大都是就专题论专题，《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则是将研究的专题置于学术史中，在史中找到研究专题的定位与发展。正如作者所说：“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模式都是在追述中进行创新，在充分回顾前修时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式的论述，从而形成开放型的理论框架”（李仕春，2011）。该书正是在对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简史进行回顾，对前修时彦的构词法、造词法理论加以审视的基础上，找到新的研究视角，构建新的研究理论。对已有文献的借鉴，作者也并非进行简单的综述与排列，而是抽取思想，上升范畴，分清流派。真正的学者只有站在学术的高峰，融各门学科之精髓为一体，以史为鉴，才能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才能生发新判断，创建新推理，构拟新体系。因此，作者的这种专题研究思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对已有定论进行大胆质疑。该书中，作者主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准绳，对学界的三个已有结论进行质疑，并提出商榷性的参考意见。质疑一，语言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同一时代语料中，口语性越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如辰苏文、朱庆之、唐子恒等学者就持此看法。作者则在对相关专书复音词的研究数据整理分析之后，提出“汉语复音化之初越是口语性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但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却是书面语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质疑二，程湘清、徐通锵、周荐等学者普遍认为“复音单纯词是单音词复音化的桥梁”。该书则结合洪堡特、向熹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复音单纯词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汉语复音单纯词是汉语造词的副产品，不是单音词复音化的桥梁，它只是汉语单音词复音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质疑三，沈怀兴于《中国语文》（1998年第3期）上发表论文《汉语偏正式构词探微》，依据“考察历史上较好地记录了当时口语的一些文献资料和一些涵盖范围较大的语文词典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提出“从先秦到现在，汉语构词复合法中始终以偏正式构词法为最能产”。针对此论断，该书利用中古时期佛教类语料和中土文献中的构词法特点，提出“联合式构词法在中古时期最能产”这一观点，同时也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新的质疑能丰富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发展，因此，作者的这种大胆的怀疑探究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扎德认为“一种现象，在能用定量的方法表征它之前，不能认为它被彻底的理解，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信条之一”（扎德，1982）。《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用数字变化的规律说明汉语构词法发展的规律。该书一方面利用已有的专书研究数据，计算百分比，推断出上古及中古时期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另一方面利用网络和计算机，运用抽样统计的方法选取典型语料，对近代和现代的专书复音词数据进行统计，勾勒出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其定量的时域，从毛公鼎到毛选；书类有经史子集；项目类有字、词、词类、词频、单音词、复音词、单纯词、合成词、复合词及其构词法和造词法，总数据有8000多。作者在证明观点时得出的宝贵数据，不仅为汉语词汇史的建立提供了参考依据，而且更有利于其他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相当科学的方法，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 　　第四，构建了基于语义构成的构词法体系和造词法体系。关于构词法，目前学界对其已经进行了较全面地描写。人们大多使用基于语法构成的构词法体系，即将汉语合成词划分为七类，分别为偏正式、联合式、动宾式、补充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