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docVIP

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一直是实现地方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中央政府只负责向基层社会获取各种资源，而由乡绅实现有效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这种治理结构中，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这种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成为“自治”观念输入中国的社会背景，这也就决定过了“自治”观念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和中国的乡绅治理联系在一起。随着清政府的瓦解，新生政权的诞生，原有的治理结构被逐渐重塑为基层社会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治理结构，这也为“自治”观念转化一种外生性的观念奠定了实践基础。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自治；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2-0122-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2.057 [本刊网址]http：∥ 　　任何一个概念或观念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近代中国历史上诸多概念和观念都是这样变化和发展的，诸如“中国”、“世界”、“民族”等观念，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丰富、转化为当下的内涵的。源白西方政治实践的“自治”观念，在近代被引入中国，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被“翻炒”，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概念内涵的变迁又和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大致表现为，乡绅治理的结构影响了时人对“自治”观念的理解；中国政治实践的状况使自治沦为实现政治图谋的工具；基层民众在新生力量的指引下实现自我管理，进一步丰富了“自治”观念的内涵，促使“自治”观念中国化。 　　一、传统基层治理结构与西方“自治”观念的输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在中古古代很早就流行开来，作为“天之子”的封建帝王拥有“天下”。但是由于技术、信息传达的有限性，在实际的治理之中，即使是到了清朝中后期，政府的权力往往只能延伸至县一级单位；县以下的范围内往往采取的是中国式乡绅治理方式。在基层社会里，地方乡绅是由退出庙堂的“士”演变为“绅”的，他们成为乡邻里的威望，在领导组织基层社会的基本建设、风俗教化、教育，甚至是是非裁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地方乡绅也成为了他们农耕生活方面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主要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的老百姓就不和政府发生任何联系。因为在任何一个朝代，普通百姓都有向政府纳税、服徭役的义务，又由于在一个县域内，只有一个以县官为首的衙门组织，这个衙门组织要想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全县范围内收取中央政府所需的税赋，就不得不雇请很多收税者。这些税收人员就是在地方政府外围的，“诸如‘里书’和‘里差’之类的不受薪或不属常规编制的税收人员”，这些人员是通过对基层百姓的敲诈勒索或者发放高利贷为生的一群人。这样一来，在平日里，基层社会的乡绅扮演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角色，他们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而在提取税收等各方面资源的时候，政府的角色又出现在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而这种角色的代言人往往是“里书”和“里差”之类的税收人员。基层社会里，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的“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人的社会背景。 　　西方国家的“自治”观念，是相对于“他治”而言的，即自己治理自己。这种“自治”观念是伴随着市民社会阶层的出现，以及这一阶层为了争夺自己的权利而出现的。它强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统一，它与现代民主、权利等现代政治价值内核是联系在一起的。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以求自强自立。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也逐渐关注到“自治”，并试图在中国宣传或推行自治，以实现追求国家富强、或政治民主的目标。从清末“自治”观念的输入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余年里，“自治”观念的传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自治”和中国的乡绅治理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并没有出现正式的政府的权力，而是乡绅的隐形的、没有合法的权力外衣的“权力”在发挥着治理的作用。这就导致了在早期的“自治”观念的传播过程中，许多理论家将中国的乡绅治理视作自治，并试图将中国的“乡举里选”进一步推行，以实现政府的高效和国家的自强。第二，“自治”观念的推行者并非是自治的主体。王滔、郑观应等人很早就提出了“自治”的主张，这种自治观念的引入，并不是从中国政治实践的事实中引出来的，而是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从外部引入进来的。这就决定了“自治”?^念的传播和自治实践的推行是一件举步维艰的事情。第三，“自治”观念是作为手段被自上而下推行的，它是和自强，甚至是割据一方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的自治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