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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灿烂文化 近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就全球化带来的文明冲突与融合、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杨生平教授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的几个层次，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统一的制度文化，当前全球化发展不单是经济与科技问题，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张，而全球化发展的真正希望所在应该是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应该巧妙地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调整策略，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世界引向多极化和平发展道路，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同时应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特质及其作用。民族文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价值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前，应该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要利用民族文化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关系、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是最深层的问题就是确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功能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确立自己形象和地位的作用。文化自我不光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精神观念，也是作为积淀下来的人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排斥全球意识，文化自我与全球意识二者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区分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正确确立文化自我的问题上，应该处理好文化的整合和交流、文化的创新与调试以及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重要问题。 中央编译局杨金海研究员在对当前中华文化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较后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当时世界发展还比较局部的情况下实现的部分世界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首要问题是全民族应当有文化复兴的自觉，文化复兴要面向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要创造一种包括全新的话语体系、全新的战略观念，全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的文化。他认为迎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实现两种思维方式转变：一是从革命 斗争的思维方式转向和谐建设的思维方式，二是从封闭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向开放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词，它充斥着中国学术文献、商业广告甚至娱乐生活。这种全球定位意识固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需要，但也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学术文化盲点，使我们的学术活动从选题到立项，从研究到评估都着眼于大题目、大角度、大工程，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切入能力。他认为应当倡导依存于逆势思维的学术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培养切入微观问题的分析能力。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认为，对全球化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其一，全球化为人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二，全球化为当代人类的发展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其三，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其四，全球化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要在确立中华文化身份的同时克服两极对立思维，文化身份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在我们在和世界文化对接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要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不断建构全球共同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认为，文化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世界认同两个方面。在当前条件下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区分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两个概念。全球社会是包含着民族国家以及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各种共同体，它有如下特点：其一，全球社会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其构成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其二，全球社会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三，全球社会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和民族以及共同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生长过程；其四，全球社会的结构是易变的、多元的、理想化的。与全球社会相对应的国际社会有如下特点：其一，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单一的，即民族国家；其二，国际社会的生存与基础是自我保存、自我发展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三，国际社会是自我生长与强制发展双重过程；其四，国际社会的结构相对单一。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在全球社会与国际社会双重结构中进行。从国际社会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世界发展困难重重；而从全球社会结构来看，中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