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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与危险责任 　　摘要：随着后工业化或自发性现代化的到来，法律调整的对象业已从市民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传统侵权法体系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显得“力不从心”，面对风险社会所产生的新形势，危险责任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危险责任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常态责任形态，并且随着各种新型风险日益增多，侵权法需要对此进行回应，更具有灵活性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得以凸显。比较现代侵权法中危险责任立法模式，均有针对风险社会之回应，但亦存在不足。本文欲在此比较法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危险责任之一般条款的解释论，兼议如何通过该一般条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风险社会。 　　关键词：风险社会；危险责任；归责原则；侵权法体系 　　任何的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适应现实社会的法律也应做到对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变化进行回应，也只有能对社会历史思潮进行回应的法律，才有可能成为“善法”。在这个意义上，探求风险社会的意义及其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危险责任的关联性，是分析并解释我国侵权法体系之危险责任的前提。 　　一、贝克语境下的风险社会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引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贝克的语境下，风险社会具有单纯“工业社会”所不具有的一系列新特征，人类的行为本身也加重了来自自然界的风险，即按照贝克的理论，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一）何为风险社会 　　对于如何理解贝克语境下的风险社会，社会学与法学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在法学界内部，对何为风险社会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总结社会学学者对贝克语境下的“风险社会”的理解，大体上可以总结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贝克的语境中，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区别于工业社会的风险而存在的，因而是“非传统的”。与传统社会不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再是一种小概率事件而从宏观上可以忽略不计，而是风险成为关乎人类存亡甚至整个地球存亡的主导因素的社会。因而，财富的多寡以及对于贫富差异施以“矫正正义”的迫切性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风险损害的缓解与分配成为核心。 　　第二，在风险社会中，自然风险不再是全部甚至主导风险，人类参与的成分逐渐增加，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或者加剧的风险成为后工业时代的主流。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与应对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与此同时，这些活动所伴随的风险也不断增加，即我们所处在的现代化洪流中，伴随着指数式增长的生产力发展，风险或者潜在的风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其释放的速度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因而，在贝克的启发下，不少学者以风险的呈现状态为标准对现代社会进行划分，在第一个阶段中（从十八、十九世纪工业化开始到二十世纪早期），人类开始体验到工业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改变，刚刚“尝到甜头”的社会对促进工业发展采取一种积极甚至是冒进的政策态度。而在第二个阶段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占公共政策主导地位以及学术、舆论讨论核心的，是后工业时代的全面性的风险。因此，在第二阶段的风险社会中，风险不再能为人所掌控，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分散风险，社会发展所携带的或者说不能回避的风险与日俱增，人类在这类风险面前显得前所未有的渺小，这种全球化的、整体性的风险开始主宰人类社会。 　　（二）提出风险社会的意义 　　贝克提出这样一种风险社会，在其描摹出的风险社会的特征之中，我们需要去探求这一风险社会概念提出的价值意义。 　　第一，风险社会的风险处于一种待定义的状态，而“专家”则垄断了区分“风险”与“非风险”的权力。人类对风险的感知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社会不认可非专家对风险的感知能力，风险的衡量、评判必须通过严密的测算，似乎只有借助“物理或者化学的方程式”才能加以定性，非专家显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但另一方面，非专家确实现实的“感受”或者“体验”这些风险或危险。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今日所面对的风险的“历史本性来源于内在的决策”，是一种由当代社会与科学建构起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对这些风险的公共批判与日俱增，对科学市场化、普遍化的需求使得这种垄断的局面不断面临着挑战，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也注定了对风险的定义必然是这两种力量的角力。 　　第二，从法政策的视角，必须要划定一个合法与非法的分水岭，因而一部分的“风险”借由专家的认定而成为“非风险”，即在法政策的评价视域中，成为合法化的风险。而在专家的认定过程中，数学的方法成为了最有力的工具，仿佛所有的风险都可以通过赋值而数字化，并通过统计、概率的数学方法加以判定――在某个数值指标之下的风险就不再定性为“风险”，而被定性为人类进步可以承受的。毒物的排放因控制在一定的指标下而视为合法，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任何限制污染的人也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