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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治理中的责任困境与机制建构 　　【摘 要】 文章概述了风险社会的由来，分析了风险治理中的责任困境，认为需要建构多元治理主体责任共担的责任模式，探讨构建合作治理风险的责任机制：不断提高风险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有效构建合作治理风险的责任机制;完善追责、问责机制。 　　【关键词】 风险社会;风险治理;责任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率先提出了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引致之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1]在贝克看来，风险是伴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而带来的一种人为制造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它与现代化是相伴而生的，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因此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人们便由工业社会步入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的风险。首先它是“人为”风险，即每项风险都源于人类行为活动或者与之相关，诸如环境污染、核危险、金融危机等。其次，风险影响的广泛性和平等性。它打破了阶层、区域甚至国别界限，“随着风险的扩大，会出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局面”，[2]例如：近几年来市民对空气质量检测“PM2.5标准”的普遍关注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此外，疯牛病、禽流感、“非典”等疾病更是以席卷全球的影响而震惊世人，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亦为“世界风险社会”。再次，风险的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传统的自然灾害等风险预测能力不断增强，但现代化风险则难以做到这一点，它是人们直接行动的结果和潜在影响，因此往往在我们的预测和控制能力之外。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彰显了他对现代化后果的忧虑与反思，近些年来，金融危机、核危险、疾病传播等全球性危机事件无不警示性地呈现出风险社会的表征。可以说，风险社会的到来已给人们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人们如何有效直面难以预测的不确定的风险，采取有效行动相对从容地化解风险带来的危机与破坏，减少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与影响？这便是“风险治理”问题。在风险治理中，责任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难点问题。由于风险治理引发的责任界定、责任归属、责任承担、责任冲突、责任追究等系列问题都会从直接影响到治理的效果。 　　“责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也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个词汇。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责任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分内做的事，二是指没有做好分内事，因而承担的过失。”[3]西方与之相对应的英文称谓是Responsibility，它包含三重意思：（1）作为一种责任;（2）作为一种原因的解释;（3）作为一种义务。[4]结合中英文含义的考察不难发现，我们在使用“责任”一词时，实际上是对责任主体的行为内容与行为边界的约束性要求。在风险治理中，多元责任主体共同面对和解决风险的干扰，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受到了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的双重约束，他们应当做什么，如何去做，以及没有按要求做需要承担何种后果，都是风险治理责任的体现。 　　责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石。首先，责任是个体与组织的主动担当的重要基础，它是个体与组织存在和行动的源动力之一，基于明确而强烈的责任意识，治理主体往往可以变“要我做什么”为“我要做什么”，从而自觉、自主地从事活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其次，责任是对多元主体间行为边界的共同约束，合理的责任划分有助于明晰不同的主体在面对共同的任务安排时应如何各司其职，按照与其角色相对应的职能从事活动并承担责任。最后，责任是约束主体行为的重要手段，通过责任的考察和追究可以纠正和弥补主体的不当行为。 　　在风险治理中，上述作用同样重要，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风险治理中存在着系列的责任问题，制约着风险治理的效果。 　　二、风险治理中的责任困境 　　第一，个体化卸责行为。个体化卸责行为是指个体逃避本应属于其的责任义务。造成个体化卸责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上与个体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有直接关系，是两者都存在局限的结果。责任意识是个体对其所处的角色及责任的认同，它是责任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责任能力是个体具备践行其责任的基本条件，并能对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的能力，它是责任有效实施的条件。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对个体而言是随机出现的，它往往难以被个体直接预测到，甚至于超出了凭靠经验应对的范围，因此难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具备从容应对风险的能力。例如：汶川地震发生时的“范跑跑”突出表现出其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而2011年日本地震并引发核泄漏之时，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市民抢购食盐引发“盐荒”则更多地反映了个体应对风险责任能力的欠缺。当然，除了内部原因外，个体化卸责行为还同样受到外部机制的制约和调控影响，其中社会制约机制包括法律、道德和风俗习惯的规范，社会调控机制包括社会舆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