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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受审记 　　1937年5月19日，上海《立报》刊出一则“特讯”，内容竟然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将在法庭受审。作为“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怎么会触犯法律、接受审讯呢？ 　　原来，此前一天，即5月18日，上海开明书店遭到租界巡捕房大肆查抄，原因大概是顾颉刚主编的《民众周报》犯了什么“政治忌讳”。《立报》的“特讯”写道：“据说：查抄原因，是奉法院命令，因为该报屡次刊载‘妨碍邦交’的文字。”这则“特讯”还介绍了《民众周报》的基本情况：“内容多通俗文字，普通中等学校学生阅者最多，现已出版至三卷第九期，以前在北平印刷，后因推广销路起见，自二卷四期起，改由开明书店承印。该报在北平销数较多，达六七千份，沪阅者较少。” 　　这次查抄，抄走的报纸数量是惊人的，多达一万余份。而且查抄过开明书店后，“又沿四马路一带各书店杂志公司继续查抄，将各处寄售的《民众周报》全部抄去”，显然是要“一网打尽”，绝不留《民众周报》的言论“余响”了。 　　19日，《民众周报》查抄案开庭审理。根据《立报》的跟踪报道，法庭并未当场对顾颉刚有罪或无罪作出判决，而是“俟调查后，再定期开审，所有出版品，暂存赃物库”。巡捕房的代理律师在庭上称，《民众周报》“触犯刑法第一五三条第一款及出版法第七条之罪”。这里的“出版法第七条”，对报刊在国民政府、国民党相关部门进行登记作出了规定；“刑法第一五三条第一款”则针对的是所谓“以文字图画演说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也就是说，顾颉刚因为编印了一份小报，竟然成了“教唆犯”。那么，这份小报是怎么“公然煽惑他人犯罪”的呢？ 　　21日，《立报》连续第三天报道该案件。《立报》首先援引开明书店的声辩，表示《民众周报》已经提出了登记申请，“虽然登记证还没有领到，但并不是根本违反出版法”。接下来，报道说： 　　昨天记者特地搜集了几本《民众周报》来，想从这上面找出一点有被查抄“资格”的东西，但结果仍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杂志，这杂志里除去编者徐炳昶，顾颉刚的文章，与冯棣的漫画，每期看到以外，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也时常有文章发表……大概冯先生的诗文，总不至于犯禁吧！ 　　该刊现在的主编者顾颉刚，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是北大的教授，平时专攻史料，以研究古史辨为名，曾发表过“秦前无人类，大禹为蚯蚓”等异论，据一般人知道，他也不是什么“激烈份子”，所以《民众周报》被抄的原因，还是一个疑案。 　　《立报》认为，《民众周报》的内容实在太普通，根本没有被查抄的“资格”。而且当局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多首诗作都刊登在该报上，有什么理由去查抄？冯诗的内容是坚决抗日的，例如一首题为《水声》的诗写道：“乡村四野静无声，隔窗惟闻水汩汩。夜半坐起眠不得，默念同胞正被屠。四省土地劫夺去，三百万枪敌收储。救国若不趁今日，眼看就要灭民族。”当时，媒体与民众都不认为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妥，更谈不上承担罪责。如果顾颉刚等确因宣传抗日而被审讯，那么冯副委员长是否也将被审讯？ 　　当然，为了媒体自身的安全，上述疑问没有直接提出?恚?但对报道内容稍加分析便可发觉，这层意思是显而易见的。最后，《立报》还撂下一句话：“这事情发生以后，北平方面没有什么消息传来，是否一样被‘抄’，现在还不知道。”意思很明确――既然南面被租界查抄了，看看北面当局有什么反应。 　　北面当局似乎并未查抄《民众周报》，但十余天后，北平方面的消息的确是传来了。6月2日，《世界日报》在“教育界”版面刊出一则“特讯”，题为《民众周报暂时无法出版》。不同于上海方面的揣测与怀疑，这篇特别报道的言辞较为肯定，基本坐实了《民众周报》“犯忌”的原因。报道中，“受审”的顾颉刚亲自发声：“据通俗读物编刊社负责人，兼该刊编辑人顾颉刚昨谈，《民众周报》，目的仅在灌输国民常识，对于邦交，尚无妨碍之处，此次被上海公共租界捕房查抄，律师虽陈述理由，但恐仍是因邦交关系……”也就是说，《民众周报》之所以被查抄，乃是因其妨碍了所谓的“邦交关系”。 　　《世界日报》的报道还对审判结果作出了预测：“闻将受罚金之处分”。果然，两天之后，即6月4日，判决结果出来了――判处“发行人”、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30元罚金，并命令《民众周报》暂停发行。 　　开明书店方面表示不服，即刻提起上诉。但上诉状只是表示《民众周报》并未触犯出版法，自己是合法经营，不应受到罚金处罚，而且还要继续发行《民众周报》，只字未提顾颉刚及《民众周报》内容是否妨碍“邦交关系”，也就是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话题。 　　《立报》《世界日报》有关判决和上诉的消息，内容大致相同，可见上海、北京两地都还在关注《民众周报》何去何从，还在关注开明书店这样的大牌书店能否再次发售该报。至于上诉之后的结果如何，两地报纸都没有再报道。至此，该事件就算尘埃落定了。虽然对当事人并无十分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