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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和近代文学翻译比较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近代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在翻译主体、翻译目的和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关键词]佛经翻译；近代文学翻译；翻译主体；翻译目的；影响 　　[作者简介]骆贤凤，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副教授，博士，湖北 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10―0166―04 　　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翻译历史之长，翻译东西之多，翻译理论之丰富，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中国。”。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方译学思想和理论的不断涌入，对我国传统译学思想的继承和对国外现代翻译理论、研究方法的吸收，已成为赖以构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加强翻译学科建设的两块重要基石。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近代文学翻译作一比较，以期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过程，为建立我国现代翻译理论体系添砖加瓦。 　　 　　一、不同的翻译主体 　　 　　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起源于佛经翻译，最早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印度佛教流传的经文翻译。它源于汉代，鼎盛于唐代，宋代衰落，到元代已近尾声，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影响巨大。 　　佛教是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传人中国以后，大搞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国统治阶级与之一拍即合。统治阶级从东晋便开始组织译场，选拔大批人才参加翻译活动，但整个佛经翻译的初期，几无兼通梵汉的译僧，梵僧不懂汉文，汉僧不晓梵文。因此，佛经翻译从一开始便以群体翻译(官方)为主体，个人翻译很少。隋代在上林苑设置翻馆，这是官方佛经翻译的常设机构。 　　唐朝是佛经翻译的巅峰时期，译场制度十分完善。《宋高僧传》说其翻译的职司多至十一种，从译主到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唐高宗曾专门派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侍郎立义府等人负责监阅。在??代基础上，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译僧人均授以试光禄鸿胪卿或少卿的官衔。译经史往往由宰相兼任。同时，佛经翻译极少是个人独立完成的，而是在官方组织下大规模进行的。据马祖毅先生介绍，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于长大寺集四方译学沙门两千余人”，译《维摩诘经》时，姚兴命大将军山公左将安城侯与沙门二千余人于长安大寺参与翻译活动，译《大智度论》是五百人共集，译《思益经》是两千余人。由此可见，佛经翻译是一个集体活动。 　　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近代。本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翻译主体的变化。第一个时期的翻译主体是统治阶级组织的僧人，第二个时期的翻译主体是耶稣会传教士，第三个时期的翻译主体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近代翻译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翻译。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诗歌和小说。甲午战争后，翻译文学更加繁荣。据粗略统计，仅翻译小说就有2567种，翻译诗歌近百篇，戏剧20多部，还有散文、寓言和童话若干，其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翻译西方著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这些翻译文学作品数量庞大，门类齐全。翻译小说成就最大，出现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和历史小说，也出现了中国传统小说所没有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同时，这段时间涌现的文学翻译家约有250人，占从事翻译人员总数的九成以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步认可了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流，小说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近现代文学翻译不仅把中国传统文学从政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且确立了以小说为主导的文学格局。自近代以来开始创设外国语学校和派遣留学生这两大举措。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内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后增设德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此外，各种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也设有外语专业和外语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更高级的外语人才则是而后的留美、留欧、留日的学生。所有这一切都为翻译主体的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严复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877年，23岁的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先后在包士穆德大学院和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由于天资聪明和刻苦学习，他对西学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1879年，他学成回国。但连续的科举失利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他便决心致力于翻译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1898年，他所翻译的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Ethics)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书中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成为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