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和侠文化专题研究综述.docVIP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和侠文化专题研究综述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与侠文化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主要体现在蒲松龄的侠义思想、《聊斋志异》中侠义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 　　关键词：聊斋志异；侠文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0)01－0100－10 　　 　　注：此文系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聊斋志异》与侠文化研究”成果之一。 　　千古文人侠客梦。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到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明白话小说中的侠义文学作品，义侠、豪侠、隐侠、儒侠、僧侠、女侠……侠的形象在不断地丰富和变化，侠文化的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历代文人在对侠义形象的畅想中抒发着情感，表达着心声，寄托着理想。蒲松龄在《题吴木欣班马论)》_文中就谈到他对《史记?游侠列传》的钟爱：“余少时，最爱《游侠传》，午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至‘货殖’一则，一涉猎辄弃去。即至戒得之年，未之有改也。”蒲松龄曾在“浮白”时做着他的侠客梦，也曾在“浮白”中将如此梦想付诸笔端，在《聊斋志异》中留下了一批侠义题材的作品，以托旷怀，以寄孤愤。在这些侠义作品中，蒲松龄不仅塑造了智勇双全的人间侠士，而且驰情人幻，在精魅狐鬼仙怪的形象中浸染了侠情侠风，赋予这类形象以强烈的正义感，从而营构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奇侠世界，开创了侠义文学的新天地，赋予了中国侠义文学以新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重视和深入，《聊斋志异》与侠文化专题的研究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近来，笔者对见诸期刊的此类文章进行了一番搜集整理，分析归纳，可以看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蒲松龄的侠义思想、侠义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下面即从以上四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蒲松龄的侠义思想 　　 　　蒲松龄思想研究一直是《聊斋志异》研究的重点。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蒲松龄的哲学、宗教、鬼神以及商品经济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系统认识，对其侠义思想的研究虽不够十分得深入系统，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郑春元先生、王振星、白燕都认为蒲松龄具有浓厚的侠义崇拜思想，他在崇侠的心态下写成了《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并结合具体作品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蒲松龄的侠义思想进行了概括。 　　王振星的《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任侠意识》[《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认为蒲松龄对游侠的理解和创作动机与司马迁息息相通：借游侠而托事明志，以“行胸怀”。并结合《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社会环境考察了蒲松龄任侠意识的思想动机和倾向，认为蒲松龄的任侠意识发端于下层百姓的哀苦生活，具有普遍的群众性和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基础，进而指出蒲松龄笔下那些见义勇为、重诺轻生的侠义形象“深蕴着平民阶级的思想和道德力量，闪现着芸芸众生那些基本的而往往又得不到正常允可的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色彩”。 　　郑春元先生在《蒲松龄的侠义观念浅识》(《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1期)中指出：蒲松龄的侠义观念由三个方面组成：(1)继承了司马迁的侠义观念；(2)吸取了六朝志怪、唐人传奇的侠义观念；(3)蒲松龄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界定和对侠的职责、作用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侠义观念。蒲松龄所推崇的侠义行为、侠义伦理主要有四个方面：(1)有冤必雪，有仇必复；(2)施恩拒报，受恩必酬；(3)对友重义，患难与共；(4)扶危济困，舍己利人。蒲松龄侠义观念的核心是利他主义。 　　白燕在《侠文化与蒲松龄的(聊斋)创作》(《蒲松龄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对《聊斋志异》所反映的蒲松龄的侠义思想作了探讨，认为蒲松龄所理解的侠义精神本质上是属于下层社会和下层人民的，那些行侠仗义者大都是具有独立人格身份的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真实性格和平民侠者的自然品性。从文化学的角度，白燕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侠义作品所蕴含的儒释道文化精神。对于此类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倾向，白燕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侠文学创作是蒲松龄排遣孤愤之情的特殊渠道；二是蒲松龄具有在某些方面与任侠人格精神深相契合的性格基础。 　　总之，蒲松龄的侠义思想闪耀着独特的文化光彩，体现出作家深刻的人生见解，对其侠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蒲松龄的思想研究，理解《聊斋志异》及蒲松龄其他作品的深刻内涵。 　　 　　二、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的研究方面，罗立群先生的《神奇幻化，侠骨飘香――“侠义”小说论》《蒲松龄研究》1989年第3期)对《聊斋志异》侠义小说的内容进行了综合论述。按照内容，将侠义小说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为报恩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