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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启蒙文学和反思文学比较解读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矛盾”的世纪，这期间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又有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传播。“矛盾”的世纪造就了“矛盾”的文学精神，由此带来的是不同文学流派的不同文学观。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到新月社、语丝社；从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段不俗的历史，尤其是启蒙文学与反思文学，更是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次浪漫回照。 　　 　　一.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 　　 　　中国的文人墨客自古就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屈子、杜甫、顾炎武，无一不是忧国忧民的典型，中国文学也自此形成了一种终极关怀意识。作为终极而言，“‘终极’始终是人类感受的极限，然而又是一种无限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们有可能超越有限的人生，使人们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①真是由于这样一种精神和力量，历代文人们才以关注民生为己任，而中国文学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20世纪的启蒙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创作者们当然也不例外。 　　启蒙文学萌芽于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中，人们侧重的是反抗外敌的侵略压迫和清除自身的封建生产关系，渴望的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反思文学产生于全球性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人们侧重于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渴望的是早日建成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两者都有救亡图存求发展的民族危机感和急于摆脱愚昧、贫穷、落后的紧迫感，这就构成了二者在创造心理上的一致性。 　　启蒙文学产生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刚刚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浓厚的封建思想残余依然在民众中蔓延，遭受了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统治的人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放。于是，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家们率先起来反抗封建吃人的礼教，他们以反对封建的吃人文化为起点，着眼于“立人”，着力于“改造国民性”，他们以《新青年》为根据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切入，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重新批判儒家传统，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鲁迅的《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提出了一系列启蒙文学的运动纲领和创作手法，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国民灾难的审视和国民灵魂的彻悟，使启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掀起了一股狂风巨浪。 　　虽然反思文学流行于改革开放的80年代，但那时的中国仍有不少封建残余思想，所以反对封建思想仍是必要和必须的。不同的是，此时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并不仅仅停留在封建思想给国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上，还有文革在国民精神上留下的阴影。继伤痕文学之后，社会上掀起了强劲的反思思潮，出现了大量以知青下放、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反思小说，反思文革十年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巨大伤害。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声音：“没有这十年，我会是什么样子。”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的《人啊人》等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反思小说，这不仅是对当代知识分子责任的一种反思，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还有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张炜的《古船》等更是深入到文化――国民性视角，在继启蒙文学之后，对国民灵魂进行又一次的深刻解读。在对国民生存状态的审视上，反思文学对启蒙文学可谓既有继承，又有所突破，体现了中国文学精神的一种责任。 　　 　　二.对人性复归的开掘 　　 　　启蒙文学和反思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人性复归方面也是不谋而合，二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唱响了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 　　在集民权、君权、国权于一体的封建社会，人民的灵魂被严重扭曲，在政策的高压下，已经丧失自我，失去了人性。虽然封建统治者一直沿用并鼓吹孔孟宣扬的“爱民”思想，但归根结底不过是缓和阶级统治矛盾的一种工具，人民并不可能从中得到丝毫的同情或怜悯，在阶级矛盾凸显的同时，人性问题也开始不断被关注。启蒙文学萌芽于封建社会末期，对封建专制统治对人民思想的戕害当然看得最清楚，所以他们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人性复归，利用西方的异质文化来挽救人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作为文学之本，希望将19世纪在欧洲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接移中国，以此唤起中国人性的复归。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一个忧郁的青年》、《去国》等也都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去国》的主人公在军阀混战、百业不兴、官场污浊的情况下，只能含恨离去。李大钊在《我与世界》（1919年7月1日）中写到：“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