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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经验和理论 　　 [摘 要]从学界过去突出“中国问题”，到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表明中国不仅为自己开辟出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开始在思想理论上向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而弄清“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与西方的“经验”、“理论”的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学问”、“学术”的关系，以及与我们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恰如其分地评估并自觉地开展经验创造和理论建构的前提。本文认为，如果我们过去主要是从“中西古今”的框架看待这些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则应当转向“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的框架。中国的经验与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获得多大的话语权，取决于我们“地方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全球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 　　 [关键词]中国问题 中国经验 中国理论 全球化 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045-10 　　 　　在上世纪初期及最后的20年，大量的西方思想理论涌入中国，不仅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思想视野，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包括对中国自身的观察和理解的方式。由于近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强行拖进”现代世界历史之中的，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国家”变为“民族―国家”，所以也只有通过西方的“他者”，才能重新对自身进行历史的定位，包括重新认识、变革和建构自身的思想文化。因而，在很长时期，我们主要参照西方的思想理论来分析和认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固有的思想理论已不起作用了，也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在思想理论上无所作为，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实际上，中国进入现代，虽然离不开西方的刺激和作用，说到底却是中国发展自己的要求；而凡是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实践的理论，凡是转化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有机要素的理论，固然大多来自于西方或有西方的背景，却必定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验而有了变通与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功，中外人士越来越多地谈论到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理论，这无疑表明，中国不仅为自己开辟出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开始向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然而，何谓“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它与西方的“经验”、“理论”是什么关系？与中国自身的“学问”和“学术”有什么样的关联？与我们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又是什么关系？本文认为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估并自觉地开展我们的经验创造和理论建构。 　　 　　一 　　 　　有了中国问题，才有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解决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所以我们就从中国问题说起。 　　从近代史的角度看，“中国问题”显然是指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遭遇到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变局使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陷入“危亡”之中，这成为中国人所面对的最大“问题”。那么，中国人最初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呢？是本能地拿出传统的思想学问进行解释和应对，但这些“解释”与“应对”却显示不出多大效力。鲁迅曾这样描述过清末儒林和政府的情况：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得已，政府和官僚们用官银翻译起洋人的书籍来。然而，清末大儒、也是光绪间大学士的徐桐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且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他认为“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1900年义和团的幕后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1] （P166-167） 所以不管满清和顽固派们如何推崇儒家和儒教，由于现实的教训，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和学说，还是潮水一般地涌进中国。一些思想开明、“睁眼看世界”的学者和官员其实早就开始接触西方的思想理论，包括西方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到上世纪20年代，西方各种现代的观念和学说如进化论、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哲学的意志论、实证论、实用主义、唯物史观等等，都被介绍到中国来，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如“社会主义”学说，不仅早期共产党人信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也表示了好感，认为它与中国古代的思想相通，在中国有可行性。 　　显然，人们之所以认为西方的思想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指明了出路，这固然因为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造成的，或者是在西方的压力下所激化的，更由于在许多人看来，西方近世的理论揭示了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都要面对的共同处境和命运，因而具有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