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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观仁爱观和企业经营管理 　　“以财发身”和“以身发财” 　　《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句话的意思是：仁者利用财富达到自己的理想，不仁者以自己作为获取财富的工具。这里的“以财发身”和“以身发财”其实道出了两种人不同的财富观。“以财发身”是利用财富完成人生的理想，这里财富是一个媒介，是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一个工具，财富是人的从属。拥有“以财发身”价值观的企业家就会处理好财富与社会的关系。“以身发财”则把追求财富作为人生的目标，人变成了财富的工具，成为利益的奴仆。拥有“以身发财”的企业家就会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或铤而走险。“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其实是儒家义利观的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对企业至关重要。 　　人们往往对儒家文化有所误解，认为儒家只讲仁义不谈利益，其实儒家是义利并重的。“仁义”在儒家那里虽然是头等重要，但是儒家并不反对对“利”的追求，认为“义”和“利”并不冲突，只是对“利”的获取应该符合“义”的原则。《论语》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获取“富和贵”，即利益是人人都想要的，但如果违反道义去获取财富，是不可以的，所以儒家认为一定是在遵守道义的情况下去取利。《论语》中还有许多关于义与利的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这些都不是对“利”的排斥，而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义利并生”，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被中国人奉为财神爷范蠡的故事。范蠡一生中，三次将挣来的财富分给朋友和百姓，分完以后又重新创业，而且在创业中始终以诚信和仁义为经营的出发点，他从来不像一般商家那样精打细算，盘剥敛财，而是对合作者谦和礼让，对待雇工十分慷慨。遇到灾年减产，就??免地租，同时开粥场赈济灾民。在年初和一些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按照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价格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于他的诚信和仁义，使他三次千金散尽后很快又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这种乐善好施回报社会的善举，使范蠡的经商之道和诚信仁义远近闻名、流传后世。正因为他仗义疏财，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从而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的商业楷模，史称“商圣”，被后人推崇为能带来财富的财神爷的化身。 　　范蠡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处理好义利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许多百年企业，几乎都是诚信负责任的企业，都是义利并生的企业。百年企业同仁堂之所以能够三百年牌子不倒，正是源于将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和优秀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特点鲜明的核心理念：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成就了同仁堂百年品牌。企业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三鹿奶粉”等就是把利放在了第一位，而把义丢到了脑后，结果看似强大的龙头企业，一夜之间就轰然倒塌。 　　儒家义利观告诉我们，一个企业绝不是单纯的生产或经商的工具，而是一种经营生产或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组织，因此不应当以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的目标。企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所以企业本身也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一个时代的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家一定要肩负责任，这种责任有对社会的回馈，有对人生理想和信仰的坚守，还有对后代作出表率的责任，而不是把获取财富作为终极目标，成为金钱的奴隶。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一定要处理好义利的关系，一定要树立“以财发身”的财富观，在经营企业时，一定要义利并生，不要“以身发财”，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走得更远。 　　“人管”与“仁管” 　　西方的管理注重制度和流程，主要是靠严格的制度管理企业，因为制度是人定的，所以西方管理其实更多的是“人管”；中国企业注重的是人情世故和相互和谐平等的文化氛围，所以中国企业更多的是“仁管”。西方在人性方面是主张性恶论，认为必须用严格的制度与法才能约束人的行为；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只要给每个人以仁爱和尊重，人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只要把“仁爱观”落实到企业管理中，就会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仁管”是中国化管理重要的组成部分。“仁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仁管”的企业一定是以“仁爱”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它表现在尊重员工上，这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基本关系。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