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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困境和机会缺失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研究 　　〔摘要〕 本研究试图从“制度困境”这一层面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机会缺失”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困境(包括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是造成农民工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目前社会制度尚处于不完善状态，从而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农民工在长期失去权益保障的情况下，逐渐对制度失去信任感。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和制度曲行对农民工声望资源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尚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曲行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工更多地把制度偏好、制度曲行作为他们行为选择的现实背景，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生活现状的原因。要摆脱制度困境，使农民工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必须构建公正的制度体系，实现农民工与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制度困境；机会缺失；农民工；社会发展成果共享 　　〔中图分类号〕C91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093-09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嬗变，“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已由原来单纯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社会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从隐蔽状态开始凸显出来，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 　　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实质上就是共享利益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 　　值论和合作制理论就曾有过这种思想。恩格斯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指出，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西方经济学家萨伊的“三要素论”和马歇尔的“四要素论”均蕴涵着“共享利益”的思想。卢梭认为，“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2〕约翰?罗尔斯曾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我们不能根据处在某一地位的人们的较大利益超过了处在另一地位的人们的损失额而证明收入或权力方面的差别是正义的。” “正是通过建立在社会成员们的需要和潜在性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其他人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的总和。”〔3〕 　　一个正在经历迅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而带动社会阶层结构转化是必然发生的过程。〔4〕社会阶层结构理论认为，农民工作为转化过程当中的过渡阶层，还处于由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状态，因此存在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经济学者认为农民工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劳动力转移中支付了过高成本。农民工要支付的额外成本除各种收费、交通成本、额外生活费用等直接成本外，还包括就业成本、健康成本、心理成本等，另外由于社会福利等保障缺失、被拖欠克扣工资的可能性都会导致农民工流动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也就导致了收益相对减少。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认为农民工是社会弱势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只能是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几乎没有可利用的稀缺资源去谋求自身的发展。〔5〕 　　农民工的现实生存状况和以往的相关研究均表明：农民工很难共享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成果，并有日益边缘化的危险，在社会资源获取和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上表现出典型的“机会缺失”。农民工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或机会缺失的深层的结构性原因是什么呢?这是本研究关注和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 　　本研究试图从“制度困境”这一层面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机会缺失”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原因。我们把“制度困境”操作化为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五个方面，把“机会缺失”操作化为社会资源占有量极少、社会资源获得途径匮乏、社会资源获得能力极弱三个方面。并提出五个研究假设：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制度的改革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此项改革的受益者却很少包含农民工，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制度对农民工的结构性排斥依然存在，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制度缺失是造成农民工机会缺失的重要原因。由于制度结构内部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作用方向不一致，在行为规范上存在互相矛盾和抵触，造成人们无所适从、行为紊乱，使制度结构系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整体功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