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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垃圾分类居民意愿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 要】以《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为前提，进行垃圾分类居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行不一、政策反馈意愿较低和认知水平较低;分类意愿受到宣传主体的多元性、小区硬件设施配备的完善性、监督形式的有效性等因素的影响。应该通过完善激励性机制、制定合理的分类标准、设立专门的垃圾分类管理部门、健全政府与居民双向沟通机制和建立多方参与机制推进广州市垃圾分类。 　　【关键词】垃圾分类;居民意愿;社会管理;多方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急剧增加。以广州为例，2011年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1.8万吨，而现有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4万吨，其中91%靠填埋，广州面临着“垃圾围城”的重大疾患。面临日益增长的垃圾产量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困境，如何通过垃圾分类管理，减少垃圾处置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利用，改善生存环境质量，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之一。 　　2011年4月1日，《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正式施行，并指定ABCD四类试点街道及小区。2012年7月19日，广州市城管委公布各街和镇实现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截止期限分别为2012年底至2013年底，并要求全市在2015年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由此可见，广州在垃圾分类的政策层面上已具雏形。2011年末，A类试点街道仅有60.7%的居民表示会分类投放，而能正确回答“能卖拿去卖，干湿要分开，有害单独放”口号的仅为7.4%，所有的政策实施均需要通过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行为予以实施完成，因此，在新政策颁布实施后调查了解居民对垃圾分类意愿及影响因素对于该政策的完善和促使垃圾分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目前对垃圾分类问题，多数学者从行为学政策学和经济学等诸多领域进行研究，并在不同层面提出了推进垃圾分类的对策。曲英等学者从计划行为等理论出发，探索了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发现麻烦感和模糊感的加重会削弱居民的行为执行意向，而适宜的法律制约和道德约束、公共宣传和环境价值可以促使执行意向的提升。吴进等学者们运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理论政策执行研究层次分析法等理论研究垃圾分类，指出垃圾分类政策的高冲突- 高模糊特性是导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谭国柱等学者指出提倡垃圾分类要将强调义务的法律制度和强调经济杠杆的收费制度相结合，最终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目标。而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要系统地推动它的实施，还必须着眼于创新社会管理。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角度下，探索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调查样本 　　对于广州市居民“垃圾分类”情况的调查主要采用在文献查阅的基础上，基于实地考察及个案访谈，以问卷调查为主线四种并行的方法。问卷主要包含3个部分，分别为受访者个人情况、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和行为情况及居住环境。以性别、区县为主要标志，采用广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公报及2013年广州年鉴的比例，按分层随机抽样来分配样本量。本次调查覆盖广州的12个区，实际发放问卷220份，回收问卷220份，有效样本20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5%，分层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分层指标 　　分层指标 单位 　　性别 男性（52%）、女性（48%） 　　区县 荔湾区（7%）、越秀区（9%）、海珠区（12%）、天河区（11%）、白云区（17%）、黄埔区（4%）、番禺区（11%）、花都区（8%）、南沙区（5%）、萝岗区（3%）、增城市（8%）、从化市（5%） 　　三、广州市居民对垃圾分类实施意愿现状 　　（一）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行不一 　　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居民基于“广州处于垃圾围城”或垃圾分类有利于“保护城市环境”等原因，都表示支持广州市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但在行动方面，只有40.9%的居民会按照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进行正确分类，而在正确分类的居民里，只有55.3%的居民会正确地将垃圾分类投放。根据调查情况，超过九成居民支持垃圾分类政策，但真正做到的居民只有两成左右，这两组数字的巨大落差，反映出大多数居民的认知难以指导其行为的现象，从而导致知行不一。 　　（二）政策反馈意愿较低 　　调查显示，当居民对垃圾分类有意见或建议时，只有27%的居民表示会反映。通过问卷进一步调查居民不愿意反映的原因，有接近五成的居民表示不知“如何反映”或“即使反映了无效”，两成居民认为“比较麻烦”;结合课题组在实地进行个案访谈中的发现――小区住户及街坊反映意见的对象以物管和居委会为主、大多数居民认为问题只会在上级领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