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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和国史研究 　　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当代史或称为现代史，至今已60年。国史是通史，研究领域极其宽泛。近些年来，随着反思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和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强烈，口述史的内容几乎涉及国史的各个层面。如果能够将那些原本被档案资料忽视的事件和人物以口述史料的形式记录下来，则不仅会为国史研究拓宽领域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时也可为写出共和国的整体史准备条件。与古代史和近代史相比，国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历史进行研究的。时下是口述历史大有作为的最佳历史阶段。 　　 　　一、抢救记忆史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祖国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及要人，亲自经历、亲眼目睹了新中国从起步到发展的全过程，他们所能回忆的很多历史细节在文献档案中是难以获得的。然而他们年事已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丧失记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访谈，将这笔历史财富保存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时间上占有20世纪的一半。在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且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官员、要人及科学家中，以80岁的老人为例，他们大学毕业时正值共和国建立初年，真正施展才华、奉献青春的岁月是在那“黄金十年”(1956－1966年)，又完整地经历了“文革”浩劫以及其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机构人事变动，档案文献记载缺乏，他们的记忆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这里不仅指其本人的当年的活动，更有他们对曾经接触过的往事的记忆，甚至有父辈、同事、上下级及相关记忆中的有关史料。以中国科学院院史为例，建院初期的老领导和科学家，当年的核心人物都已去世，谈及口述已是悔之晚矣。幸而还有个别知情的当事人健在，在对他们进行访谈之后，及时整理为“访谈录”，就起到史料保存和丰富的作用。这些访谈，解决了很多单纯依靠文献、档案搞不清楚的问题；把它和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基本厘清了科学院发展的图景。时至今日，当年的那些受访者也已先后离世。其中有几位甚至是在病中接受访谈之后不久即见讣告的。“抢救”二字，痛至深、感至极矣! 　　记忆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有别于挖掘其它史料者，口述史的工作安排尤为迫切。说到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人们都会首先想到“两弹一星”。关于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历史经验，有必要从更大的时间尺度加以考察。“两弹一星”筹划于20世纪50年代，成功于60年代，而作为中坚力量的主要人才基础却是培植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及时对这些人物进行访谈，留下他们的亲历记忆类史料，就会对研究如何营造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提供鲜活的例证。而23位功勋奖章获得者，现在已有半数过世，健在诸公中的几位小字辈也部已届80高龄了。我们只有把口述历史的工作抓紧些，才能留下那些随时都可能逝去的珍贵记忆。 　　 　　二、关注要人大师 　　 　　研究当代中国史，要特别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因为当年参加创建共和国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共和国这段历史，对许多是非得失记忆犹新。这些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对文字记载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出当年文字所不能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隐秘关系和人物心路历程。 　　口述历史不仅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读者青睐于口述历史作品，主要原因有：一是口述作品涉及的人和事，多数是过去人们了解较少的，带有一定的“揭秘”性质。当事人生动的口头叙述，既满足了人们的探秘心理，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二是对历史细节的回顾及描述非常注重，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得到了彰显，从而将干巴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三是这些口述历史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符合一般的阅读兴趣。 　　应把国史中起决定作用的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作为重点，有计划地对国史上重大决策的参与者或当事人进行采访。有些采访的录音、录像资料经过整理，如：汪东兴《毛泽东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丁明整理《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对话》，吴德《“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杨贵《红旗渠建设回忆》，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等，已先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199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元石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尔后又有《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在2004―2008年间陆续出版，如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汪文凤《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