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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构成和形成机理研究 　　摘 要： 大?W廉政风险防控能力包含风险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主体协同能力和环境创造能力。基于超循环理论分析表明大学廉政风险防控能力遵循“参与―认同―学习―共享―创新”的形成机理。 　　关键词： 大学廉政风险防控能力 构成 形成机理 　　大学自治是顺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公立大学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权力的扩张、资源的聚集加上社会环境等诸多影响，高校已成为腐败高风险领域[1]。大学廉政风险指大学内部各级各类人员在教育行政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2]。廉政风险成为大学面临的重要风险，不仅自身负面影响大，还可能引发财务、安全和学术质量等诸多风险[3]。身处转型变革、竞争激烈的发展阶段，大学必须有效防控廉政风险，为其发展保驾护航。解决大学廉政风险防控的有效性问题自然成为理论关注重点。本文尝试理清大学廉政风险防控能力的构成和形成机理，为提高高校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一、大学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构成 　　大学为实现其办学理念和教育目标进行制度安排，实质上是通过权力配置和运作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分担和价值共享，而实现高等教育利益的最大化[4]。大学在国家竞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家和社会对大学规范管理运行、服务公共利益、引领社会风气的要求和希冀越来越高。“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学亦不例外。采取措施克服资源稀缺、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制度滞后等诸多影响，保证权力正确规范行使成为大学内外的共同目标。大学廉政风险防控，是大学为了实现既定目标，通过一定步骤和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内部成员凭借职权违法违纪谋取私利的过程。控制和规范内部权力行使的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是大学发展必须始终具有的能力。能力是把资源加以统筹整合以完成预期任务和目标的技能，是组织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无形力量[5]。本文将大学廉政风险防控能力定义为：大学通过创造性地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组织内外资源等要素，对内部廉政风险做出及时有效地感知、识别和处置（消除、转移、自留和控制等）的能力。作为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大学廉政风险防控能力具有协同预防性、动态演化性和成本复杂性的特点，其在管理实践中发展起来，不仅表现为组织成员的能力特质，而且存在于组织惯例、制度和流程中，主要由四个方面能力构成。 　　（一）廉政风险识别能力 　　即大学主动获取、分析和使用相关信息，以顺利完成廉政风险判定任务的能力。具体而言：首先要风险敏感。既要对大学内外变化始终保持足够的敏锐性，对于可能引发廉政风险变化的因素快速判断是否需要关注，又要正确感知风险。风险感知是人们对风险事物和风险特征的感受、认识和理解[6]。大学要在成员个体特征、风险沟通和知识结构等影响风险感知主要因素方面达到特定标准，对廉政风险可知性、危害潜力、可控性和可承受性等做出科学合理的认知和理解。其次是风险判定。大学要持续监控、充分获取反映大学内外变化的信息，运用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分析、解释信息，准确判断内部廉政风险分布及其变化情况。最后是信息传递。在对特定领域廉政风险作出判断后，大学要通过健全、规范的信息渠道将结果信息及时传递至相关部门和成员，形成有效的廉政风险预警，锁定防控具体标靶。 　　（二）廉政风险防控资源整合能力 　　即大学应对廉政风险过程中对组织内外可获得资源进行选择、吸收、配置与利用的能力。廉政风险防控涉及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组织变革、监督检查、奖励惩治和信息科技等措施，离不开人力、资金、物质、制度等多种资源支撑。比如，大学需要擅长廉政风险防控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价等工作的专业人员，根据权力制衡原则设置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资源整合，不仅是静态的资源数量质量要求，更要能够动态地将资源合理配置使用。当大学面临短期内无法改变的资源约束时，要有较强的资源拼凑能力，利用“有限的手头资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7]；长期则要补充新的资源突破资源限制、克服路径依赖，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重构和创新，以满足廉政风险防控的需要。比如，在人事编制从严控制的背景下，高校短期内可以采取重点对象优先审计、提升现有人员业务能力等策略，长期则应当聘用足够的专业审计人员，以提高大学内部审计监督质量。 　　（三）廉政风险防控主体协同能力 　　即大学各类成员围绕廉政风险共同采取措施、相互支持配合的能力。不同的廉政风险防控措施由大学内部不同层级、不同能力、不同范围的人员参与决策、实施和评价，协同能力的主要表现：一是分类决策。面对共性的、全局性的问题，以及管理权力集中于大学层面的高校，学校决策层能够及时决策；个性的、局部性的问题，以及权力重心在学院等二级单位的高校，学院等二级单位决策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