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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总体和实践 　　摘要：马克思对Eigentum一词的应用包含了“一体两翼”的内容。“所有”是其主体内容，“总体性”和“实践性”是“所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两翼”。其中，“所有”意味着所有者把生产资料看作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关系；“总体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之中实现出来的；“实践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物质生产中实现出来的动态过程。所有制的内容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演变成为“所有权”和“财产”的主客对立模式，“所有权”是国家这一总体性关系的代表赋予公民的普遍的权利，“财产”则成为脱离生产过程的被抽象占有的所有物。 　　关键词：所有制；所有；总体；实践 　　中图分类号：F0141；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马克思“所有制”一词的德文原文是Eigentum。Eigentum一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除了被译作“所有制”之外，还有“财产”和“所有权”等两种基本译法。但在德语的传统理解中，Eigentum的含义主要是所有权和财产。因此，“所有制”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Eigentum一词的独特运用。对于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早有定论，即所有制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所有权则是一个法学概念。所有制是所有权的基础，所有权是所有制的表现。 　　对所有制概念的这种传统理解主要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法律本质的几段文本。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1]143恩格斯也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2]702在这些为人们普遍熟知的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指出了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意志表现这一重要内容，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显然不够具体，并给后来的学术界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只要把所有权的基本内容搬到经济关系之中，使得原本作为法律之中的以意志为基础的权利关系变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制度”即可，从而把一个抽象的法学概念变成同样抽象的经济学概念。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认为应该从法学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所有制，而所有制的翻译仅仅是一个虚假的具有功利目的的翻译[3]。 　　这些理解没有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总是处于“关系”之中，而法律恰好强调通过国家权力来保证个人的独立性即要割裂可能存在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就此而言，尽管人们早已认可所有制概念的经济学性质，但所有制概念的经济学内容却从来没有真正纳入人们的视野。本文的目的正是要从联系的角度出发，把马克思赋予所有制概念的特殊含义全面地揭示出来，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所有权和财产是所有制关系在何种条件下演化出来的产物。 　　一 　　尽管所有制是所有权的基础，但从概念的形成过程来看，却是先有法学中的所有权概念，然后才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所有制概念，所有制概念应该是所有权概念的合乎逻辑的深化和发展。因此，要弄清所有制概念的特殊内涵，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马克思在所有制概念中是怎样继承和发展所有权概念的。这种研究的比较合适的方法是考察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和康德、黑格尔所有权概念的关系，因为马克思早年在学习法学的过程中先后受到康德、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其所有制概念中必然保留着这种影响的痕迹。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把所有权看作是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并区分了感性的占有和理性的占有两种不同的占有方式。感性的占有意味着对实物的直接把握；理性的占有则是法律的占有。感性的把握虽然可以实现对物的直接控制，但是我控制的很可能不是我的东西。我站在一片土地上，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正当地把这片土地称之为“我的”。“一个外在物是我的，只有当这个外在物事实上不是在我的占有中，如果别人动用它时，我可以认为这是对我的侵害，至此，这个外在物才是我的。”[4]54而要实现这一点，我和他人就必须处在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文明状态之中，必须有法律这一大家共同遵守的公共规则。可以说，康德在分析所有权概念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详细分析了所有者的主观意识“我的”之成立的客观条件，从而把所有权纳入到社会关系之中来研究。 　　黑格尔对于所有权的研究则不同，他突出强调了“我”与“我的”之关系，即把所有权看作人格的客观化。黑格尔认为：“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5]50在黑格尔看来，人格（我）是纯粹抽象的存在。人作为能够意识到自己主体性的主体，能够在自己的有限规定中意识到自己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摆脱了一切有限规定的无限可能性就是一种纯粹的抽象人格。而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