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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现代化 　　[摘 要]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作为文化重构的基础，重新构建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制度。文化和制度的结合使文化价值观渐渐融入民族精神和人们内心，全面促进了德国的现代化。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文化重构；现代化 　　学术界对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因素已有涉及，羊海飞，丁建弘《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1]，他们认为在德国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与现代化有着极为密切的特殊联系。德国的现代化需要民族的统一，而现代化的进一步开展又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统一；肖洋《德国崛起的社会文化解读》[2]认为在德意志崛起中中，日耳曼精神、容克领导的改革以及德意志高素质国民和思辨精神所嵌入的社会制度结构共同构成了德国崛起的基础；高远《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3]，他认为德意志的传统并没有从根本上束缚德意志民族现代化前进道路，只要运用好这种传统，将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综合当前的研究状况，学者们尚未从现代化角度探析德国文化价值观在德国现代化的相互性关系，现加以探讨和适当补充。 　　一 　　康德把文化定义为：“人的、自然的、未加工的精神、灵魂和肉体、自然力的发展。”[4]赫尔德认为：“文化作为高级的自然，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中普遍的，人类的人性，从成长，开花，直到促进民族的人性发展起来，达到高峰，再从这个高度上开始循环。[4]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认为文化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成就的总和。丁建弘在《普鲁士精神与文化》一书中认为：确定文化的首要标志，应该是人的活民族的精神的创造，或精神的成果，但这种精神的创造或净胜的成果，虽然可能以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物质成果本身并不能称之为文化。[4] 　　德国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德国的历史决定了德国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和继承。普鲁士文化，相对于中部、南部、和西德意志文化起步要晚。柏林是近代以后才兴起的城市，慕尼黑，科伦或德累斯顿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是古老的文化中心。然而1781年，当普鲁士王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领导的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之后，普鲁士成为整个德国工业化、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的领导者，这一模式也被史学家称之为“普鲁士道路”。丁建弘认为：在谁是普鲁士文化的承担者这个问题上，德意志与普鲁士在精神文化领域内，并不存在任何的“疆界”和“藩篱”，即使在其他领域，也很难将它们分清楚。他还做了一个“非科学”的假设，凡是出生在德意志境内，对普鲁士精神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者，均列为普鲁士精神文化的承担者。[4] 　　究竟什么是德国文化价值观，这个问题，精确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德国的历史发展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大概梳理出德国文化价值观的精髓所在。一是崇尚理性、严谨思辨、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二是秩序观念与规制嵌套，德国在战后重建中嵌入了民主制度，抛弃了军国主义、权威崇拜等传统，继承了普遍选举、联邦制和福利国家制度等现代民主制度。三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说话有修养，知识面广。四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益求精，永不满足。[5] 　　二 　　学界对于现代化有各种解释，但是学者们都强调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或价值观念方等某一方面的转变，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的概念。 　　德国的现代化兆始于普鲁士王国时期的改革，普鲁士的1807―1808年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改变了普鲁士的社会性质，虽然这次改革只是在普鲁士进行的改革，却具有全德的意义。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涵，1871年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统一后的二十多年间，德国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全方面的走向了现代化。 　　德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迅速超越英法后来居上，在于德国的领导者用缜密的制度设计将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掘过程框定在既定轨道内，这种极具现实意义的设计使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仍然保留着民族复兴的根本灵魂，为战后德国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可能。苏小松认为“传统与变革”的主题几乎是每一个民族在寻求发展时面临的难题。传统是民族生存的源泉和基础，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味强调变革而排斥传统，会使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如果顽固保守传统而抗拒变革也会使民族生命力受到窒息而死亡。因此，能否处理好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对一个民族的盛衰荣辱有着决定性影响。[6]尹保云认为：“传统文化的内核与其相对应的文明结构是同构的，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难免要被新的内核所取代。”[7]德国的现代化进程清晰的勾勒出了其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内核重构的线索。也就是说德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是作为文化重构的基础，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仅靠传统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