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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形成和治理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社会不同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细分层次及其内在关联；分析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及信息传播特征，阐述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现状，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分析差距的成因；在国家层面上，确定相关的治理政策视角，设定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两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具体提出各阶段的不同措施。 　　关键词：城市 互联网 信息差距 治理 　　国内研究主要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社会影响。而新近的调查发现，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差距超过信息差距的总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而且还呈现出加剧的倾向。需要从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需求与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与特征，探讨治理差距的对策。 　　本文首先区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具体阐述我国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状况与成因，以促进就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明确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具体情境，提出分阶段的治理措施。 　　一、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层次 　　虽然已有文献尚未明确划分其过程的层次性，但可以从中发现，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获益能力差距三个层次。 　　1.第一层次――接入差距。以欧盟的互联网调查和美国商务部的系列调查为代表，许多研究根据创新传播理论分析了互联网接入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一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时刻、饱和率水平都有显著差异。 　　2.第二层次――使用能力差距。不同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能力包括基础性技能、结构性技能两个层面。基础性技能即对网上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取得的；结构性技能是使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加工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类软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础性技能之上，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培训与学习取得。参与网络游戏、浏览网页与设计图文、开展网上交易之间的技能差别是显著的。基础性技能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结构性技能持续变化。 　　3.第三层次――获益能力差距。互联网使用能力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辅助下，形成获益能力，即运用互联网支持工作、改善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会中生存的一种战略性能力。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获益能力之间的获益能力差距最难以缩减。 　　三、我国城市互联网领域的信息差距现状 　　1.我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与信息传播特征。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建立在政府推进和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务组织一用户”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体系。自2005年后，我国互联网快速普及，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开始向农村渗透。2009年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网民3.84亿，成为人口最多的网民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产生了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创新。除电脑之外，手机、游戏机、电视机等，都已具备网络接人能力，手机和电脑共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随身化、便携化趋势日益明显。持续更新的互联网媒介，推动了我国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人化方向发展。 　　2.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主要包括城市户籍的无业与失业人员、在低收入人员以及农民工两类。 　　（1）城市互联网接入差距。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在2008年-2010年，我国总体互联网接入率在持续增加，网民城乡结构对比基本没有变化；而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率远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农民工的接入率明显低于城市户籍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水平，几乎没有提高。 　　（2）城市互联网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广州和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联网使用差距。以互联网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为例，包括流动人口、郊区农民在内的各群体的信息化水平可分为高端、中端、低端三个层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37.6%、53.4%。各群体之间在收入水平、电脑拥有率、互联网接入、上网时间长度、网络应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较大。高端群体网络接入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广泛使用电脑和网络，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30小时，网络应用水平高；中端群体电脑拥有率超过五成，网络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低端群体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占人口半数以上的低端群体包括城郊农民、下岗与无业人员、残疾人、家庭妇女以及农民工，传统媒体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虽然缺乏国家层面的量化数据，北京市的互联网应用结构作为一个参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数量以及该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互联网使用差距。 　　（3）城市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