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杂语视角下五四时期学衡派和新派对话关系研究.docVIP

巴赫金杂语视角下五四时期学衡派和新派对话关系研究 　　摘 要：巴赫金的杂语理论脱胎于文艺和语言领域，利用杂语理论进行艺术分析可以更深层次来理解复杂的话语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学衡派作为上世纪20年代非常特殊的文化派别，有着十分关键的历史地位，通过研究五四时期学衡派与新派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能够产生新的历史发现，为促进现代文化大繁荣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巴赫金；学衡派；新派；对话关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1-03 　　一、前言 　　米哈伊尔?巴赫金作为俄罗斯享有国际盛誉的文艺理论家可谓著作等身，给世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思想论著，其研究成果颇有建树，创立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为深远。 　　巴赫金对于艺术具有独到的见解，能够采用非传统的视角来研究问题。他另辟蹊径地将哲学美学引入到艺术研究的范畴之中，在论述体裁诗学特别是小说艺术时，结合自创的对话理论，逐渐阐发出一个崭新的杂语理论。杂语理论脱胎于文艺和语言领域，在原有的对话主义和超语言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建构，利用杂语理论进行艺术分析可以使读者深入核心领域，从更深层次来理解纷繁复杂的话语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巴赫金认为，作品风格的建立依赖于这种语言的分化，依赖于杂语甚至多语[1]。 　　杂语理论对于后人如何研究小说艺术理论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此同时，也为研究跨领域的文化现象提供了极具建设意义的借鉴，这是因为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统一的语言，实际的语言是杂芜和多样的，不同的话语方式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年龄集团之间，“而背后则体现着独特的社会意识和世界观”[2]。由此可以看出，将巴赫金的杂语理论引入到文艺领域，通过其独到的视角来观察五四时期学衡派与新派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必定会产生新的发现，能够为当下文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带来新的启示。 　　二、学衡派的兴起及其所处的社会杂语系统 　　（一）学衡派的崛起 　　学衡派作为一个颇具争议的文化派别诞生于1922年1月，以《学衡》杂志的创立为标志，其后一直活跃于20世纪20至30年代，代表人物有梅光迪、吴宓、胡先?、刘伯明等人。 　　学衡派的崛起对于当时纷繁芜杂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一剂猛药，给原本复杂的社会话语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其与当时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持不同观点，使得被扣上“顽固保守”的帽子，长久以来一直处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地带，处境十分尴尬。 　　（二）学衡派的思想脉络 　　学衡派的观点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深受柏拉图的“一多、两世界”的影响，学衡派干将吴宓、刘伯明、柳诒徵等人多次在著作和言论中表现出对这种观点的认同，例如柳诒徵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宇宙人生，经验所及，实有二世界，（一）为事实，（二）为价值……柏拉图语录中论此极透彻。”[3] 　　与此同时，他们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又高度认可阿诺德的文化论。新人文主义认为人性是二元化的，个人和社会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选择，由此才能实现文化的统一性。在白壁德的理论的影响下，学衡派崇尚在多元的文化中自由选择，最终能够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主张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强调对于古老的中华文化进行扬弃，在继承的基础上来发展新型的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学衡派是践行文化理想的殉道者，他们非常看重文化的多元性选择，吴宓曾经指出中西文明的交汇，无论在精神和物质上，“毫无国种之界，但有选择之殊”[3]。将新人文主义中的核心内容引入中国文化界，实则是借助于西方先进思想来实现中华文化的再次突破，争夺国内的话语权。 　　（三）学衡派活跃期的社会杂语系统 　　学衡派活跃在20世纪中国最为复杂的局势之中。政局不稳、内忧外患，给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上的诸多彷徨与忧虑，西方列国的强盛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想要借助于西方的智慧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除了胡适等人较为温和之外，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拥趸都表现得十分激进，使得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渐渐朝着破除一切旧传统的轨道上行驶，出现了中华文化被全盘否定的危机。学衡派可谓逆流而动，重新扛起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试图通过努力来拯救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与持全盘西化论者背道而驰。 　　纵观当时学衡派所处的社会话语系统，各方主体参与其中，呈现出一派众声喧哗的景象。 　　首先，在晚清以降的大背景下，各股势力谋求新型制度的建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但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妄想复辟的掮客、保守卫道者仍然维护着封建统治制度，不遗余力地做困兽之斗。例如康有为、辜鸿铭、林纾等人，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恶意的攻击，认为新文化运动是鼓吹“尽费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们作为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