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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地设计和实践 　　雍正九年（1731年）三月十六日，湖北钟祥何家集。 　　乡民闹事，抗拒纳粮。官府派兵弹压，迅速平定。朝廷将其定性为士绅聚众抗粮的民变。可新任湖北巡抚王士俊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导致民变的重要原因，恰是雍正帝引以为豪的一项改革――摊丁入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新“祖训”推动人头税变局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税体系里，并行不悖地存在两类税种：土地税和人头税。前者按照地亩计征，后者则针对成年男子征收，又称为“丁税”。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农业社会的两大生产要素，通过这两类税种被官府控制。 　　清代初年，长年战乱导致人丁大量逃亡或参军，使官府控制的纳税人丁数量锐减。在朝廷力保人头税总额只增不减的情况下，人丁减少就意味着人均税负增加。穷人既交不起人头税，又承受不了旷日持久的劳役，只好纷纷逃亡；该他们承担的赋役，则被加在了没逃亡的人丁身上。这样一来，只会加重这些人的负担，催生新一批逃亡者。由于人头税征收困难，一些地方财政吃紧，连发薪水都困难。如此恶性循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朝廷对青壮劳动力的实际控制力显著衰退。 　　康熙年间，中国经济缓慢恢复，人均耕地逐年增加，意味着土地税增幅大于人头税增幅。为促使人丁安心生产，确保土地税稳定增长，康熙帝决心推动清代首轮人头税改革。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征收人头税，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共有2400多万人丁，人头税总额335万两。此后百年间，这一总额被固定下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成了朝廷的新祖训，不容更改。 　　随着垦田面积扩大和财政收入增长，人头税占比日趋缩小；总税负的固定，使人均税负随人丁增长而减小，人丁逃亡不再必要，许多人回到家乡，继续种地；“永不加赋”的提法，使新生人口不再缴纳人头税，形同一项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 　　着眼均贫富的顶层设计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不意味着人头税的消亡。人丁编审统计依旧混乱，富户串通官府转嫁税负的现象依旧存在。由于缺少有效抓手和参照，人头税的征收依旧困难重重。对于这些弊端，许多大臣都已察觉，不约而同地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了土地上。土地是固定资产，带不走，跑不掉，以此作为征税依据最为简便。 　　康熙末年，御史董之燧就提议将人头税总额平摊到田亩中，按亩征收，得到了部分采纳。于是，在户部默许下，广东和四川分别试点“以粮载丁”和“丁银分摊”。前者是在征收土地税的同时一并征收人头税，减少征税次数和成本；后者是将人头税按照田亩分摊，都收到了积极成效。受此启发，浙江、河南一些州县也采取“均丁于地”、“丁随地派”的尝试。 　　虽然只是试点，但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有大臣指出，各地的亩产量或纳税额差异巨大，无论是把人头税摊入田亩，还是把人头税摊进土地税，都做不到公平合理。如果将人头税强行并入土地税，会使一些官员误以为人头税已废，从而单设人头税项目，形成重复征税和实际意义的“加赋”，加重百姓负担。 　　这场争论使康熙帝迟迟下不了启动第二轮人头税改革的决心。事情拖到了雍正年间，锐意改革的雍正帝必须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 　　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直隶总督李维钧奏请本省实施“摊丁入地”。雍正帝将此议下发臣工讨论，虽然户部同意，但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认为，各地的土地好坏不同，亩产量各异，人头税按亩均摊，有失公平。 　　针对大家的疑虑，李维钧提出，准备把地亩分为上中下三等，人头税按地亩等级分别摊入，好地多摊，差地少摊，确保公平。 　　雍正帝对这一提议大为赞赏，特批直隶于次年开始实施“摊丁入地”。为了证明自己不会中途变卦，让李维钧安心施政，雍正帝还特地要他“蓦直做去，坦然勿虑”。 　　有了直隶作榜样，山东、河南、云南、浙江等省也先后启动“摊丁入地”改革。到雍正九年，全国大部分省区均已实现“摊丁入地”。至此，这场前朝悬而未决的争论，在雍正初年画上了句号。 　　雍正朝的“摊丁入地”改革，其顶层设计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在雍正的宏观设计中，大的原则是以州县为单位，按照康熙五十年（1711年）该州县的人头税总额作为应征数，平均摊入当地田亩中，随土地税一并征收。具体而言，则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将人头税银平摊到土地税银里，由纳税人一并缴纳。比如直隶各州县，每缴纳1两土地税银，摊入人头税2钱7厘。这一做法着眼于土地税，以前缴纳的土地税越多，摊入的人头税也越多。 　　第二种做法，是把人头税平摊到田亩中，按亩收税。比如安徽霍邱县，每亩土地在缴纳原有的土地税外，还要缴纳摊入的9厘多人头税银。这一做法着眼于田亩本身，拥有土地越多，摊入的人头税也越多。 　　两种做法是有区别的。田亩有好坏之分，无论是细分等级，还是按等摊税，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