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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和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演变趋势研究 　　摘要：以1998～2010年间我国226个地级以上城市土地人口、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密度及城市土地各项用途所占比例对城市市区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城市土地利用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在我国，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土地人口承载力没有显著提高，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密度则不断上升，居住和绿地广场用地所占比例趋于升高，而工业和交通仓储用地所占比例趋于下降，其他用途所占比例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我国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非农就业的增加需要在保证城市生活环境不断得到改善的同时，合理加强城市土地的经济用途。 　　关键词：城市土地利用；演变趋势；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4-0076-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快速扩张。1984～2010年，我国地级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年均增长548%。特别是1994～2004年，年均增长率达到727%。同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1646%，长三角地区年均增长911%，京津塘地区年均增长731%。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的城市土地利用形势日趋紧张。到2010年底，我国有城镇人口670亿。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将达到675%[1]，按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今后20年间我国城镇还将吸纳人口275亿，平均每年净增1375万左右。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人多地少的国情和耕地政策约束下，城市土地利用越来越紧张。 　　因此，研究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各项用途中所占比例的演变趋势，对于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以我国具备完整数据的226个地级城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城市土地各项用途分布的演变趋势。 　　二、文献回顾 　　最先考虑到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是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论。但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主要集中于工业企业的布局选择上。伯吉斯、霍伊特、哈里斯和厄尔曼分别提出了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20世纪60年代，阿郎索[2]从家庭在平衡通勤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城市区位模型。布吕克纳[3]和亨德森[4]将阿朗索模型中的距离参数改变为闲暇时间，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区位均衡是距离增加导致住房成本的减少被闲暇的减少所抵消。穆特（1969）和米尔斯[5]则认为家庭选址的最优区位是通勤距离增加导致的运输成本提高被相应的住房成本减少所抵消。20世纪末，对城市土地的利用主要集中于资本全球流动和产业全球转移情况下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6]。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土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如王爱民 （2005）、李明月和胡竹枝（2005）等等。二是从土地利用结构方面探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性问题。如边学芳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城市土地利用中工业用地比例过大，而道路、绿化用地比例过低[7]。郑新奇等人则通过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来探讨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性问题[8]。三是针对土地瓶颈效应研究我国土地集约利用。董黎明和袁利平针对我国“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圈占浪费土地的现象，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只能走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道路[9]。陈彦光和刘继生采集了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城市1995年城市土地各项用途比例数据计算了信息熵和均衡度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向均衡状态的趋近问题[10]。赵鹏军和彭建（2001）、谭永忠（2003）、曹银贵（2008）等在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进行了探索。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见，国外对于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着重于从产业分布与通勤成本角度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模式。而国内对于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则更多侧重于城市土地投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从单一类型、区域甚至是单个城市角度探讨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问题或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本文则从整体上探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单位面积城市土地的人口承载力、投资密度、产值密度以及城市土地各项用途所占比例的演变趋势。 　　三、指标、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1.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分类 　　依据建设部1991年3月颁布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城市建成区土地各种用途类型主要包括居住、公共设施、工业、仓储、对外交通、道路广场、市政公用设施、绿地、特殊用地等9种类型。本文对以上9种用途进行了归类，分别是：将公共设施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加总当作城市公用设施建设用地，将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用地加总当作城市广场绿地用地，将对外交通用地和仓储用地加总作为城市交通仓储用地，加上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总共是5类。 　　2.本文的分析指标及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