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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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顾颉刚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顾颉刚一生参与的社会活动甚多,然而其在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北平研究院的事迹,研究者则甚少论及。笔者从有关资料出发,尝试勾勒顾先生在这期间于民国最大的地方性学术研究机构的相关活动和学术情况。      一、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时间      北平研究院创设伊始便与顾颉刚有了最初的接触。《顾颉刚年谱》1930年11月7日记载:“徐炳昶来告:北平研究院聘先生为史学研究会会员,兼北平志编辑委员。”《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1卷第4期(1930年)也记载道:“本刊汇报增聘顾颉刚为史学研究会会员”、“北平志编定委员会聘定陈垣、马衡、朱希祖、徐旭生、顾颉刚、李宗侗、翁文灏七人为委员”,与之正好相呼应。   《北平志》编纂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建会最初所开展的重要学术活动,顾颉刚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但在1930年11月22日《北平志》编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顾颉刚到会并作了讨论发言,可以说在编纂体例的形成方面顾颉刚是作出了贡献的。   1930到1934年,顾颉刚每年都被聘为史学研究会会员,虽然没有过多地参与会中事务,但从他与史学研究会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行迹。例如1929年11月到1930年5月底,史学研究会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大研究所合作调查发掘河北易县燕都故址时,常惠是北平研究院调查发掘的负责人。《顾颉刚年谱》1930年6月记载顾颉刚“与常惠、魏建功等游易县……”从中就不难看出顾颉刚非常关心此次发掘工作。   1935年3月,顾颉刚因家事休假在杭州,接到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李书华的信件,邀其主持历史研究工作。他即于3月29日、4月7日、21日连续复函,详细询问经费、人员聘定等情况,并略述工作计划。4月25日,李书华到苏州,两人即商定此事。   1935年5月,顾颉刚组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并任主任,9月迁入北平城内枣林大院一号居住,以便去研究院办公。此后直至1939年8月,顾颉刚一直担任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一职。      二、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活动      顾颉刚身为燕京大学教授,兼职北大讲师,又组织禹贡学会,同时还参加其它社会活动,此外还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之所以能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仍答应担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优秀青年谋出路。顾颉刚出任历史组主任后,便为研究会积极延聘工作人员。   从史学研究会历年职员名单中,可以看出抗战前的1935年、1936年,即在顾颉刚出任主任的两年中,研究会的职员配备最为完善,在原设会员和编辑的基础上增设了名誉编辑、技术员和顾问,同时助理员的人数也比以前大大增加。顾颉刚原在燕京大学的许多学生如陈懋恒、冯家?N、邓嗣禹、吴世昌、张维华等,毕业后都到史学研究会工作,实现了顾颉刚提拔年轻优秀人才的最初设想。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顾颉刚每到一个学术岗位,都毫无例外要创办一个刊物,或接办一个刊物,或运用其他各种条件出版书籍。他加入史学研究会的另一目的也是积极推行他的编辑出版计划。   史学研究会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刊物,会中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上。顾颉刚出任历史组主任后,认为出版一定期刊物以刊载研究成果是必须的,同时也可以与学术界进行相互沟通与了解。于是1936年1月,顾颉刚与北平研究院院长议定编辑出版《史学集刊》,聘定编辑委员,确定编印计划和预算,正式成立编辑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史学集刊》的出版发行,使会中人员的研究成果有了发表的园地,也大大提高了研究会在社会上的影响。   除此之外,顾颉刚还积极推进其它书籍的出版与发行。他不仅主编了《史学集刊》,编印了张江裁的《北平岁时志》及《北平史迹丛书》、许道龄的《北平庙宇通检》,还通过史学研究会交付商务印书馆印行清梁廷??的《夷氛纪闻》、王芷章的《清升平署志略》、张任政的《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郭伯恭的《永乐大典考》及《四库全书纂修考》、吴丰培的《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及《清季筹藏奏牍》等十余种书,总共数百万字。这大大超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出版物,“而商务印书馆亦多出了有学术价值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当时中、青年的作品有了发表机会,鼓舞了他们,督促了他们,一举而三方面都有收益。顾先生这种敢于用他的声誉和地位来提携后辈的魄力是难能可贵的。”[1]   顾颉刚有一个雄心壮志,就是打算从河北、察哈尔到外蒙古、甘肃边境地带作一个地面考古调查,以当时的北平为起点,直到上下受降城,以补充郦道元《水经注》。这个愿望得到英庚款董事会的支持,拨给了经费。北平研究院在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下设“冀察古迹考察委员会”,负责人是顾颉刚。考察团成员由历史组和禹贡学会共同组成。考察计划分几期进行,第一期限调查冀、察古迹,拨给经费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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