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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和动向 　　近年来，国内一改以往出版难的状况，各类出版物激增，音乐出版物也不例外。乍一看给人以学术思想活跃、新人辈出、研究成果丰硕之感，但仔细审视一下，则不难发现这繁荣景象背后所存在的隐忧。除了为出版而出，版，对学术研究持不认真的态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国外有关研究状况的陌生。如是一般的非学术性的通俗读物尚可原谅，但问题是新近出版的一些博士论文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博士论文最基本的要求是对所研究学科现状的熟悉，从而找出研究领域的空白或研究角度的缺憾。学术研究非造空中楼阁，除了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具备广阔的知识面和驾驭外语的能力。关于海外汉学(或称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国内各学界已形成一定的共识。用张西平先生的话说：“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桑兵先生甚至就二、三十年代伯希和、高本汉等的中译本著作对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汉学和中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建立与内在联系、中国学人与海外汉学家的交往专门著有《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一书。由于认识到了海外汉学与中国近现代学术传统建立之密切关系，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始，不仅汲取海外汉学的成果，还把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认真研究。在翻译介绍海外汉学研究方面，各种各样的“海外中国学丛书”从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除了创立学术性辑刊外，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但是，对照同时期的国内音乐学界，我们对于海外学界有关中国音乐研究队伍的主体、研究机构、具体研究特征、历年来学术趋势的转变、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同时期的研究视角与取向、理论和方法等又知道多少呢? 　　本文拟对过去二十多年来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发展与变迁作一评介，旨在促进跨国、跨地区间学术对话。在取材上，本文以欧美大学的博士论文为重点，以期刊论文、专著和论文集。专著虽然更能展现出学者思维的成熟性，但由于在国外博士论文很少直接作为专著出版，即使出版大都得经过很大的改动，出版的周期也很长(一般约为十年，个别现象例外)，所以新科博士的论文更适合窥测新的研究动向。本文的主旨是对西方的中国音乐研究进行介绍，对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尽可能地在脚注中提供索引。但思考和梳理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各领域最近二十多年的变化也是本文的焦点之一。另外，本文还将对近年来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需要说明的是，在海外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并不完全是西方人。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的留学生到欧美留学，他们中也不乏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人。除大陆学生外，来自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也有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但这些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方式与教学研究环境与国内不尽相同。这不仅仅表现在研究主旨和方法上，还表现在教学机构的建制上。国外对中国音乐有所涉猎的学者大都来自综合大学，所攻读的学科除了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历史和文学外，也包括戏剧等。 　　 　　有关上海开埠后外侨间音乐活动的研究 　　 　　上海开埠后的西洋音乐活动，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如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罗传开先生曾构想出“上海开埠以来西洋音乐的传入”的课题并得到学院的拨款)，但十多年过去了，成果似乎并不显著。虽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许步曾先生在1991年就发表了《犹太音乐家在上海》的考证文章，上海音乐学院的汤亚汀先生在1999年和2004年也分别就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虹口隔都时期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活动做了类似的研究报告，⑦但他们的研究除了涵盖面窄(犹太社区而不是上海所有的外侨)外，在时间上，所聚焦的时段也不超过解放前的二三十年。汤亚汀先生的近著虽然试图对犹太社区的音乐活动进行整体的、历史性综述(如第二章对开封、哈尔滨、早期上海的犹太社区的音乐活动的概述)，但其主要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的上海。 　　与国内的情形不同，国外的学者对上海开埠后西人音乐活动已经有较详细的研究。提起海外学者，我们一般都称赞他们研究视野宽阔、研究方法新颖，能保持一种地理与文化上的观赏距离。对他们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借鉴，对我们跳出长期以来制约学术发展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和方法有利。但接下来我们也会觉得自己仍占据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材料，他们对历史情况总是有隔膜的，能“超其象外”，但不能“得其隐中”。其实，即便是材料，国外学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的。有些研究的文献，如众所周知的敦煌文献，就是海外优于国内。另外，国外学者对外文原始资料的注重和驾驭能力，也是国内学者所不及的。除各类档案资料外，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大量报道也在国外学者的关注范围之内。哈恩(J.H.Haan)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