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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激励交易规模和并购绩效研究 　　摘要：本文以2012- 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共578起并购交易为样本，从不同并购类型角度考察薪酬激励、交易规模与并购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并购交易规模显著降低了企业并购绩效，并且多元化并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负相关关系；薪酬激励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并购绩效，并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不同并购类型中差异明显，多元化并购中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并购绩效表现；薪酬激励对并购交易规模与并购绩效之间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缓和了交易规模对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而这种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多元化并购中。 　　关键词：薪酬激励 并购交易规模 并购类型 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1.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并购是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方式。随着并购交易市场的日渐发达，并购交易的规模也屡创新高。企业能否通过并购实现协同整合，发挥规模效应从而创造企业价值，并购交易的规模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是否并购交易规模越大，企业的并购绩效就越好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从并购双方能否实现协同整合这一角度，一部分学者认为相关并购相较于多元化并购，更容易通过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创造价值。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发现多元化战略并购同样也能够提升公司价值。同时高管作为企业经营战略行为的决策主体，在企业并购交易的判断、执行与整合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制定合理科学的薪酬激励制度，提升高管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企业实现并购价值创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关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Y论存在一定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高管的薪酬安排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薪酬激励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通过上述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存在以下几个疑问：并购交易的规模是否影响企业绩效？不同类型的并购是否影响交易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薪酬激励能否促进并购绩效？它在并购交易的规模、类型以及绩效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基于上述疑问，本文在考虑不同并购类型后，将高管薪酬激励、并购交易规模和并购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2012―2014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共578起并购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并购类型下交易规模和薪酬激励与并购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验证了薪酬激励在并购交易规模和并购绩效间的调节作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并购交易规模与并购绩效 　　企业并购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并购价值的创造主要来源于双方资源的有效整合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在并购交易的诸多特征中，并购交易相对规模直接反映了并购双方资源的规模，是并购双方整合协同的基础。Kusewitt（1985）认为企业并购中协同效应的实现程度与目标企业和并购企业间相对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李善民和郑南磊（2008）通过对青岛啤酒和燕京啤酒间的并购案例分析，认为在并购中“大吃小”要比“强强联合”的绩效表现更好[1]。虽然大规模并购交易可以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但是并购交易的规模越大，也就意味着并购企业面临高额的财务支付压力以及繁重的整合压力。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除了生产经营资源面临重新分配调整，企业制度和运作方式同样面临着因不同企业间可能存在的较大差异而需要重构，并购整合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消耗大量成本。而在相关并购中，横向并购由于业务相近，企业可以较快实现生产规模扩张、市场规模拓展与专业化分工协作从而实现范围经济与规模效应；纵向并购（垂直并购）则由于并购企业之间具备业务上下游关系，对于新的业务领域相对熟悉，便于并购企业迅速完成整合，实现产品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但在多元化并购中，由于并购企业迈入新的行业，过往的企业制度和运作方式往往不能适应新的领域，在企业文化、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整合上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与更多的成本，因此多元化并购在实现价值创造上面临更大挑战，在企业绩效的表现上也相对更差。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a：并购交易规模越大，企业的并购绩效越差 　　H1b：多元化并购加剧了并购交易规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 　　1.2薪酬激励与并购绩效关系 　　传统代理理论认为，并购价值创造受损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并购企业管理层追求个人利益，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规模进而提高企业对管理层的依赖度[2]（Masulis，2007）。因此，企业制定合理的薪酬契约制度，激发企业管理层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是实现企业股东与管理层利益一致性的前提条件。王爱国和徐向真（2015）通过研究2010-2012年央企数据后发现高管的薪酬水平和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3]。在企业并购交易活动中，对于高管的薪酬激励一方面有利于缓解代理问题，避免企业高管由于个人私利盲目追求规模扩张降低企业的绩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