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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质量研究理论构建和量化测评 　　民主质量是民主巩固研究的深化和扩展，其研究旨趣在于通过一系列指标评估民主国家的政体稳定性和民主治理绩效。在民主质量的理论构建上，拉里·戴蒙德（LarryDiamond）和莱昂纳多，莫里诺（LeonardoMorlino）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在民主质量的量化测评方面，戴维·坎贝尔（DavidF.J.Campbell）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本文从民主质量研究的缘起、理论构建、量化测评等方面勾勒了民主质量研究的基本现状，同时还对民主质量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 　　一、民主质量研究的缘起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许多新兴民主国家虽然实现了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但却并未达到民主的“巩固”状态，反而出现了经济停滞、政局动荡、公职人员腐败、公众参与度和满意度低等民主失范现象，某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民主崩溃和民主化回潮。民主的巩固不仅成为新兴民主国家紧迫和艰巨的任务，也相应地成为比较政治学中民主转型理论研究的焦点所在。如果说民主转型理论更多关注非民主政体如何向民主政体“过渡”的“结构性”和“策略性”问题，那么民主巩固理论则倾力于研究新兴民主国家民主体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民主的巩固不仅意味着新兴民主国家必须完善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也要培育和开发支撑民主政治有效运转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 　　从理论上看，民主巩固理论似乎为新兴民主国家摆脱上述困局指明了方向，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静态的、目的论式的想法”。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长期处于“未巩固”状态，如果仅用“巩固”还是“未巩固”对这些国家进行贴标签式的处理并无助于它们民主的成长，于是就需要更为细致精确的民主理论对这类国家进行分析和评估。与此同时，随着民主巩固研究的扩展和深入，一些学者将民主巩固等同于民主化转型后对这些转型国家所有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使民主巩固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正如施德勒（Andreas Schedler）所批评的那样：“民主巩固作为一个万能的概念，一个垃圾箱式的概念，内涵丰富却缺乏一个核心，这就使得它的理论解释力受到质疑。” 　　针对民主化回潮的事实和民主巩固理论的缺陷，西方政治学者开始对既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在民主巩固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尝试引入更多的相关因素来分析民主体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问题，其中重要的研究就是对民主的治理绩效进行评估，这种评估不仅有利于对不同国家的民主程度进行横向比较，探究与民主有效运转相关的因素之间的变量关系，也有利于判定民主政体的稳固程度。正是在这样的构想和方法启发下，有关民主质量的研究应运而生。民主质量的研究不仅关注如何巩固新兴民主政权，那些传统民主国家也在其研究对象之列，因为传统民主国家同样出现了政治参与度和公众满意度低的民主衰落问题。“如果注意力仅仅局限于如何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的话是不够的”，“巩固的民主政体仍然需要继续提高其质量”。因此，“在政治和学术方面的一个急迫任务是，研究如何提升大多数巩固的民主政体的质量”。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政治家和援助计划的实施者开始对如何评价和改进民主政府质量的选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概念化与多维度体系：民主质量的理论构建 　　在已有的民主质量研究文献中，戴蒙德和莫里诺对民主质量的理论构建具有代表性。他们首先对“民主”和“质量”两个概念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将两个概念融合衍生出更易把握的民主质量概念。在民主的定义上，戴蒙德和莫里诺通过经验性界定认为，民主需要具备普选权、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定期选举、至少存在两个实力相当的政党、可选择的信息来源等至少四项基本条件。只有通过考察是否满足上述四个基本条件才能进一步确认某一政体是否达到了理想民主的三个目标，即人民主权、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对于“质量”的定义，他们受到工业产品质量检测的启发，将产品质量检测涉及到的程序、内容和结果引入到民主质量的理论研究中。其中“程序”是指产品生产过程，需要一些规则的规范；“内容”涉及产品的结构属性、材料和功能；“结果”则是通过消费者的满意度来考量。由此引申，他们对民主质量也依照程序、内容和结果进行划分。从程序意义上来看，民主质量包含了五个维度：法治、参与、竞争、垂直问责和横向问责；从内容角度来看，民主质量包含了两个维度：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从结果来看，民主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回应性。回应性提供一个基础，据此可以测量公共政策（包括法律、体制与预算开支）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通过政策过程而整合起来的公民需求和偏好，从而把程序和内容联结了起来，因此，回应性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维度。 　　由于这八个维度是理解和分析民主质量的重要变量，因此，戴蒙德和莫里诺对这八个维度做了详尽的阐释。这项研究工作浩繁复杂，戴蒙德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