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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和新闻党性原则 　　【编者按】什么是新闻的“核心”，什么是新闻的“灵魂”？古今中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回答。19世纪的马克思希望无产阶段报刊成为“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20世纪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曾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新中国记者穆青，平生将“勿忘人民”作为座右铭。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一代名家范敬宜，在《满江红·赠人》里也写道：“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总书记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里，19次提到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为了进一步探究新闻的“核心”与“灵魂”，本刊特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策划组织了这组文稿，希望引起业界与学界的思考。 　　【摘要】在当下中国新闻界，“走转改”活动正在成为新闻业新的实践路径和行动模式。“走转改”活动对全国新闻工作者起到了思想更新、业务锤炼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的成效并不等于完全释放了“走转改”活动所蕴藏的意义空间。从“人民本位”与“读者需求”之间的内涵差异入手，分析新闻业市场化带来的思想逻辑转变，从中凸显新闻党性原则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可见新闻的党性原则并非被动的规定，而是能动的理念，它在当下主要体现在新闻业通过日常实践体现工农群众的主体性意识上。 　　【关键词】走转改；党性原则；人民本位 　　从相关作品的数量来看，“走转改”活动成效显著，对于全国新闻工作者而言起到了思想更新、业务锤炼的作用，但已有的成效并不等于完全释放了“走转改”活动所蕴藏的意义空间。本文旨在分析开展这一活动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当下新闻党性原则的思想内涵。 　　一、从“人民本位”到“读者需求”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业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在改革破冰前行的历史时期，中国新闻业也实现了从管理体制到思想理念诸多层面的变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新闻业的运转逻辑和价值依据逐步向市场导向的转轨。 　　新闻业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变革是全面而深刻的，赢利增收开始成为许多新闻业的重要诉求和价值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分层加剧，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形成，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体性地位不再，更由于工农大众的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在广大人群中处于中下水平，因此这部分人群更是丧失了作为媒体“核心目标受众”的资格。“商业、大众口味、消费和生活类报纸激增，市场份额也随之大幅提高。与此相反，针对主要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对象报纸，在经历了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的蓬勃发展之后，其发行量和在全国发行量中的比例都急剧地下降。”[1]169由于此类对象报纸没有将读者定位为消费者，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来补偿飞涨的印刷费用和逐年上升的邮政发行费用，因此非市场化的报纸陷入了运转的恶性循环，所占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从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全国财经类报纸从100家增加到237家，而工人类报纸从23家下降到18家，农民类报纸从55家下降到17家，妇女类报纸从5家下降到4家，青年类报纸从39家下降到35家。[2]广告、都市报、城市发行网络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报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政府对报纸刊号总数的严格控制和党报日益明显的商业倾向都促使党报停办它们亏损的农村版，而将报纸刊号转让给新出版的都市类和财经类子报。这样，因为针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报纸其读者定位不是广告商感兴趣的消费者，市场化就意味着它们的衰落。”[1]170 　　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业大转轨的过程中，基于市场化逻辑的“读者需求”的价值取向得到确立，从表面上看，这与“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法统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不啻有霄壤之别。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会议上，安岗发表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的演讲。安岗强调：“报纸服务的直接对象是自己的广大读者。……我们编报一定要反映读者的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的和切身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呼声和情绪。心中没有读者的编辑、记者，肯定完成不好党交给的宣传任务。”[3]安岗在这里所阐述的仍然是“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在新闻领域的延伸，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新闻事业最根本、最本质的价值立场和逻辑依据。 　　耐人寻味的是，安岗的这篇演讲被后来的新闻传播学者当作是我国受众观的一大进步：“安岗同志的这篇演讲把受众从接受新闻媒介灌输的对象提高到接受新闻媒介服务的主体，确立了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新闻界产生很大反响，也为我国受众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4]这一说法明显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概念范畴。“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中、在无产阶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