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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和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经验研究综述 　　[摘要]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是城市经济的显著性特征。本文从城市聚集经济角度出发，梳理了近年来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相关经验研究成果，分别从城市经济活动的集聚结构和密度两个方面探讨了聚集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和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2-0025-02 　　1引言 　　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虽然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趋同（徐现祥，2004；徐大丰，2009）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但已表现出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研究空间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城市经济增长机制，对于提出符合具有中国特色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增长规律的城市发展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对集聚（结构、密度）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机制的相关经验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集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 　　自20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于经济增长模型中，揭示出集聚结构能够影响知识溢出，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以来，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类观点：一是以Marshall（1890）、Arrow（1962）、Romer（1986）为代表，认为地方产业专业化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即城市内某一产业的空间聚集和知识溢出效应能够对城市内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城市企业间通过互动和劳动力流动，使知识在整个产业内得以传播，进而促进了城市就业和经济增长，称为MAR溢出。二是以Jacobs（1969）为代表，认为地方产业多样化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即城市内产业及产品的多样化将有利于知识创新和新技术的开发利用，可以提高城市内所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称为Jacobs溢出。 　　总体来看，现有的大部分实证研究认为Jacobs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薄文广，2007；任晶和杨青山等，2008）。而基于空间分工的理论观点，苏红键、赵坚（2011）进一步将“城市职能专业化”引入到模型中，考察其可能引起的MAR溢出。城市职能专业化指数以城市中“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与全国“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的比值来度量。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得出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均体现了知识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呈现出非线性关系，过度的专业化或多样化都不符合城市经济发展规律。东、中部城市应着力提高职能专业化水平，其他城市应提高产业专业化水平。 　　3集聚密度与城市经济增长 　　大多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知识溢出和技术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聚集经济是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空间聚集和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内生化过程。因此，在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选取恰当的工具变量来处理模型内生性问题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张艳、刘亮（2007）选取1985年（滞后14年）各城市非农人口密度作为表征经济集聚的工具变量，认为滞后工具变量对于14年后的城市人均实际GDP直接影响较小，而能够反映现在经济集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章元、刘修岩（2008）认为用人口密度度量聚集经济存在误差，选择是否通铁路作为工具变量符合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运输成本的下降是促使中心—外围形成的重要原因。 　　31集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差异 　　马歇尔（2005）认为集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渠道主要包括：劳动力池效应、专业化投入品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大量研究支持了聚集经济效应对地区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知识外溢局限在一定地理范围内，集聚经济的作用范围往往有限。许政、陈钊、陆铭（2010）论证了大城市距离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城市空间聚集效应在300千米以内表现出向心力趋势，以外表现出离心力趋势。柯善咨（2009）研究表明技术外溢和经济扩散存在地域局限性，无论是GDP还是就业增长溢出效应，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在50～100千米范围内都表现得最为显著。陈良文、杨开忠（2008）认为一个县、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通常是非均匀的，以一个县或市区的平均经济密度来衡量经济集聚程度会降低分析的精确性，因此选取的空间单元为北京市行政区街道，其平均面积仅为10平方千米，是比城市、区小得多的微观地理单元。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市内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与经济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生产率对经济集聚密度的弹性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也高于利用我国城市之间数据估计的水平。 　　32集聚密度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 　　目前，基于中国数据对于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经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