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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虚构和搬演再现关系辨析 　　当纪录片运用搬演、再现还原历史史实时，由于不是直接拍摄的历史影像，往往被人们简单地称作“虚构”。正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在《纪录与虚构》中指出的，“出于形象化的需要，纪录片在表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往往需要采用‘搬演’的手法，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虚构’的含义”。①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洁在《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中曾这样对虚构进行界定：“狭义地说，纪录片的虚构就是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创作主体在‘事实核心’的基础上，借助有声画形象的影像进行搬演、再现与建构，来超越历史时间、现实时空、文化差异、意识形态、认知表达、心理情绪等存在的界限，所进行的一种主观性的创造性重构。”②很明显，她也把在“事实核心”基础上的搬演、再现认定为“虚构”。 　　《现代汉语词典》对“虚构”的解释是“凭想象造出来”，也就是说虚构的东西是没有客观事实依据的。但是立足事实核心的“搬演”、“再现”，是对事实的一种还原方式和手段，并没有凭想象造出不存在的事实，不应该被纳入“虚构”体系。“搬演”、“再现”等纪录方式，准确地讲是“情境再现”或者“真实再现”，不能叫做“虚构”。其实单万里也看到了将“搬演、再现”称为“虚构”会引起混乱，“我们通常用‘虚构’这个汉语词汇来翻译英文fiction……通常情况下，我将这些词统统译为‘搬演’，之所以采取这种简单的做法，不是因为汉语的词汇不够丰富，而是不想使读者（包括我自己）陷入语言的圈套，不想引起更大的混乱”。③“《中华文明》的作者虽然有时用‘虚构’一词来概括自己的表现手段，然而，或许是由于担心人们对这个词持有偏见，所以有时更喜欢用‘真实再现’一词取而代之”。④ 　　“再现”没有虚构事实 　　1.不虚构事实核心保证了纪录片的事实真实 　　纪录片要反映的“事实核心”不能虚构，是纪录片界长期以来坚守的底线；纪录片创作的大量实践表明，相关纪录片运用情景再现的部分，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也就说纪录片所要还原的“事实核心”是真实的，而搬演、再现、补拍等只是还原事实的手段而已，所以并没有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本质特征，从而也能为受众所接受。 　　2.自然发生的事实影像与再现拍摄的模拟影像都事实地作为表意手段 　　用摄像机直接摄取社会现实影像，因为有“眼见为实”的天然说服力，一般被人们认定为“真实”，但从本质上讲，这种影像不过是与客观事实极度形似的符码而已，并非事实本身。德国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堡指出：“观众在影像中所看到的运动，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心中制造出来的。连续画面的残像，并不能替代尚未中断的外部刺激，这也就是说，其中的必要条件是通过内在的心理活动，把支离破碎的局面统一起来，形成连续运动的观念。因此……影像的纵深，不过是纵深的暗示。”⑤所以，用扮演、搬演、补拍等来还原事实，与摄像机直接摄取影像相比，只不过是间接的而已，但也是在事实核心基础上的再现影像，作为表意符码，相对于事实本身来说，只是逼真性弱，并不涉及事实的真假问题。 　　“虚构”是演绎并不存在的情节，本质是意义重构 　　在纪录片领域，除了“搬演”、“再现”等情景再现手段，还有 “摆拍”和“创造性处理”；如果说前者是对核心事实的忠实还原，那么后者则不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打造社会现实的锤子”。锤子打变形的“事实”已经与社会现实有很大差异，差异的部分，就可以说是一种虚构的事实和情境。 　　虚构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虚假式虚构，另一种是意义重构式虚构。 　　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和形象化政论就包含“虚假式虚构”成分，过于主观的解说、刻意摆拍甚至凭空杜撰场景极端美化或者丑化 “事实”，其实是为了宣传而虚构的幻象。这种以宣传为目的的纪录片虚构，既没有还原事实本身，也没有呈现创作者对事实的真实认知，因为其中的一些观点连创作者自己都不相信，这种纪录片二战后被冷落的命运说明，“虚假式虚构”是纪录片创作中要否定的。 　　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纪录电影，出于对“深度真实”的追求，开始对“真实”进行重新阐释，尝试“意义重构式”虚构。美国的《细蓝线》、法国的《浩劫》等作品的创作者认为：“当历史事件无法用任何简单的或者单面的‘没有记忆的镜子’进行表现时，应该采取‘虚构’的策略，并且采用不同于以往纪录片对事实的简单‘搬演’或‘重构’。他们绝不把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简单地搬演给观众，而是用影像扮演出一些‘假定情景’。这些‘假定情景’不是完整的、全部的对过去事件的呈现，而是牵扯着当下历史记忆的‘碎片’，是通过创作者的虚构，呈现出‘生活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一种推演。”⑥《细蓝线》用虚构场面扮演了伍德警官遇害场景，“这个场面……是创作者莫里斯在深入调查中，对各种人物的辩解之词以及对他们产生的‘回响’的记忆进行衍生的‘副产品’，是一种经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