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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缘起内涵和价值 　　摘要：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家，他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使“礼”从一种普遍的人伦关系上升为社会伦理规范体系，具有社会规范作用，主张“隆礼”。与此同时，荀子意识到了刑罚在国家治理、社会和谐与人伦关系中的强制约束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重法”思想，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隆礼重法”思想体系。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仁治思想和法治思想、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思想、治国理念和社会管理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荀子；儒家思想；法治国家；隆礼重法；理论缘起；基本内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1-0092-08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家思想家们重“礼”的传统，同时，还合理吸收、创新发展了先秦法家有关法治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隆礼重法”思想体系。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其对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国家治理、社会和谐和人伦关系思想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标志着儒家思想从“内圣”的自我循环封闭体系走向了“外王”与“内圣”相结合的开放发展轨道，从而也使得荀子的思想学说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实用价值。由此，“隆礼重法”成为了荀子政治哲学的主要内核和国家治理的具体策略，使得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现实可能，也为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之道，为当下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支撑，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体系的理论假设就是其人性恶的思想，哲学基础是人具有群分性，而实际指归则是“化性起伪”（《荀子?性恶》，以下荀子著作只注篇名。）和“明分使群”（《富国》）。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为什么？因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荣辱》）。荀子从人的原始本性或自然属性进行分析论证，得出人都是自私的结论，因而认为人性是恶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荣辱》《非相》）；“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劝学》）；“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性恶》）。在荀子看来，人天生充满了各种欲望，同时，人总是具有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本性。人所具有的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和趋利避害的本性，就是礼的起源，也是制定礼义的基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既然人类对社会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断索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么，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发生争执、争夺甚至战争，“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恶》）。为了有效遏制、限制、禁止人们随心所欲的行为，作为统治者，必须用权势来统治他们，用礼仪来整饬他们，用法律来制约他们；用老师来教育、引导他们，想方设法开启他们的心志，向他们灌输美好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知识，通过有效的措施和途径，将他们的心志纳入善道。这个有效措施和途径就是师法礼义、刑法制度。 　　荀子出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思考，得出“人性恶”的结果，但“人性恶”并非荀子“隆礼重法”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指归，荀子“隆礼重法”的目标指归是“化性起伪”。荀子认为，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要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的效果，就必须依靠人为力量的干预和外在规范的约束，包括生活环境、社会习俗、学习教育、礼仪法规等等，以达到改善、约束和节制人的本性，使人弃恶从善的目标。荀子为此提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长辈的教导，没有礼法、制度的约束和管制，任由人的这种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地发展，那么人们就会成为只认钱财不认人、成为物役对象和依附权势的唯利是图的小人、贱人和坏人。荀子格外强调学习教育在重塑人性、养成圣人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