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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和地缘孔墨伦理思维之别及其意义 　　[摘要]孔子将原初囿于家庭伦理的“亲亲”扩展为人我关系“亲人”的社会伦理，以家庭伦理类比社会伦理，但孝、悌为本的仁爱原则，由于家庭关系与非血缘的人我关系有异质差异，因此并不能对等和普遍化为社会伦理，这使得孔子还需从其它来源为仁爱原则寻找依据；墨子以地缘为基本社会关系，不再以特定伦理为社会伦理提供依据，试图从人自身追寻社会伦理确立的道德根源。孔子与墨子伦理思维变化的意义是：一、人性问题逐渐凸显。二、血缘宗亲伦理对日趋地缘制的社会如何可能。 　　[关键词]孔子；墨子；伦理思维；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1-0109-04 　　 　　一、关系类比：血缘与地缘 　　 　　孔子和墨子生活的轴心时代是人类理性突破的时期，宗教天命观开始动摇并走向衰落；其次，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传统的宗法制社会逐渐瓦解和地域制社会正在形成。社会意识的变革，迫使孔、墨不能简单采用旧的以“天道”为“人道”建立法则的方式；再有，社会形态的转型使建立人我关系的社会伦理成为时代问题。就此而言，孔、墨面临着两个层面上的突破，一是为人道原则提供新的来源与根据，二是人我关系的一般伦理需要建立。 　　首先，孔子把家庭关系放大到人我关系，扩展成为普遍伦理原则。关于家庭伦理对社会伦理的基础性地位，刘清平的评价颇为中肯，指出孔子赋予了“血亲情理”以“本原根据”的意义。他说：“孔子和孟子都是把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存在根植于‘血亲情理’之中，强调血缘亲情是人们的一切行为活动能够成为正当合理的根本原因，”而且“还进一步赋予了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试图将它置于人们的行为活动应该遵循的其他一切准则之上，使之成为其他一切准则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最高原则”，孔子奠定社会伦理的基础，把家庭血亲这一特殊团体伦理，“超越血亲团体的有限范围，”而“将血缘亲情积极地扩展到所有人那里，实现从特殊团体性到普遍社会性的推演。”“除了这种父母子女(血缘)的团体性因素外，还包含着其他建立在特殊性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团体性因素，诸如丈夫妻子(姻缘)、朋友熟人(友缘)、同乡邻人(地缘)、领导下属(治缘)、同事同行(业缘)、师生同窗(学缘)等种种团体性的因素。” 　　墨子不同于孔子对社会结构的看法，“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家、国和“独知爱其身”的个人一样，彼此间只是并列关系，家在这里不具有孔子将其作为“本原依据”的意义。墨子认为，社会关系是非血缘的地缘关系，这样的关系更接近一般的人我关系。墨子说：“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甚至家也被墨子视为一般的人我关系，个人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独爱其身”、“自利”的天性比血缘亲情显示了某种优先性。应当说孔子在家庭的“血亲情理”中为社会伦理找到一种道德根源，墨子以地缘类比社会关系，则无法从前者为后者找到道德根据。 　　对于孔、墨从特定社会结构和道德准则中探究社会伦理依据的意义，李泽厚如是评价：“‘礼’由于取得这种心理学的内在依据而人性化……由‘神’的准绳命令变而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是道德意识的自觉，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在人自身来思考的，从孔子到墨子，显示的是先由类比社会关系开始，到后来落到关注人性本身的变化过程。 　　 　　二、类比性质：异质与同质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中庸》说：“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所谓“人偶”，是说人之亲爱真情，“相人偶”即人我亲爱的伦理准则。许慎说：“仁，亲也，从人从二。”仁的本义为亲，但这种亲情最开始只是发生在血缘关系的家庭宗族之间，并不见血缘之外的其他关系。 　　春秋时期，“仁”更多的是指“事亲”，“爱亲之谓仁”孟子明确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亲亲仁也”但当时也有将把“事亲”情感对待在他人称之为“仁”，单襄公说：“爱人能仁”。而把“爱亲”、“亲亲”提升为“爱人”、“泛爱众”，则是孔子的贡献。 　　《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孔子学生有子的话，也表达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仁爱情感，也是对待他人情感的理性根源和心理基础。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为信，泛爱众，而亲仁。”家庭关系和一般的人我关系不同，家庭亲人问仁爱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仁爱也就不会相同，这不仅表现在孔子仁爱原则有亲疏、远近、尊卑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如何类比，家庭血缘之爱都不能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