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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法律控制模式和网状法律控制模式 　　摘要：我国新时期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虽大力弘扬依法办事的理想法治状态，但法律控制模式却是一种纵向的线状控制模式，其实效要以人性善作为最终保障，仍是一种人治模式。西方的法律控制模式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网状控制模式，其实效以人性恶作为动力和支撑。网状控制模式是西方法治的经验结晶，是法治的生命形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我国法治的必然走向。 　　关键词：依法治国； 线状控制模式； 网状控制模式 　　作者简介：钱福臣(1961-)，男，辽宁建平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比较宪法学与比较行政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3-0079-04收稿日期：2003-01-15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该公报还强调，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16个字后来被学界奉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此后，无论是学界还是党和国家都一直致力于法制的研究和建设。并且在提法上经历了从“以法治国”向“依法治国”、从“法制”向“法治”的演变和进化。尤其是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被认为“标志着中国国家发展方略实现了重大飞跃”[1]。由此，“法治”和“依法治国”的思想已经“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2](P129)。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现阶段的“法治国家”仍只是一个“法治理想国”。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切忌用趋势代替现实，绝不能虚妄地称当代中国为法治国家，毕竟只是在‘走向’而远未‘达致’”[1]。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过程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该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即法律控制模式问题。笔者认为，法治的应有控制模式是一种网状控制模式，而我国新时期法律的实有控制模式则是一种线状控制模式，实际上仍是一种人治模式。这实际上是我国新时期法治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误区。而网状控制模式则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一个必然走向。如果不关注和认清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的法治建设则可能是缘“人治”模式之木，求“法治”现实之鱼。其结果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一、 线状控制模式：我国新时期法治理论与实践的误区 　　 　　我国新时期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大力弘扬和热切期盼的是依法办事的理想状态，而对实现这种理想状态所应有的法治控制模式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认识。实际上这一点始终是一个盲区。而利用人治传统的“本土资源”来实现依法办事的理想状态，则必然由盲区而生误区。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依法办事原则下的法律控制基本上仍是一种线状的纵向控制，即从法与主体的关系角度看，强调法对主体的控制和主体对法的依从；而从主体内部的关系角度看，则强调上对下的控制或至多同时强调下对上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又往往在机制和主体方面不甚得力。这种依法办事原则的具体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个环节，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两个方面，而法的实施又包括两个环节，即法的适用（司法和执法）和法的遵守。在法的实施的保障方面除了强调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之外，还注重发挥和依赖人性的“善”的一面，注重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及其自控作用，由此，执法者（广义的，包括司法）的楷模形象是廉洁奉公、为民请命、执法如山，而守法者的楷模形象则是知法、懂法、守法。这种要求和意识实际上仍未超出我国古代传统的圣君、贤吏、良民或“好人政府”的人治理想模式。诚然，我国新时期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视法的作用，大力弘扬并热切期盼依法治国的理想状态。但我国传统的人治模式也从未否定过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先秦时期的法家甚至有“一断于法”和“法不阿贵”的思想，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仍然是一种人治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原因是“一断于法”和“法不阿贵”的理想状态，要靠执法者的个人素质和品格，作为最终的保障。 　　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及其国家强制力仍然是由人来控制和操纵的，而这种控制和操纵的好坏，在我国主要强调和依赖本身作为主体或主体要素的人的道德素质和自我的道德控制，而忽视或轻视主体之间互控之不该忽视和轻视之法治意义。尤其是在法的适用方面，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横向制约机制，国家强制力的正当行使，法的正当实施还是要以执法者的善德作为最终保障。但是，很显然在私有制成分和法律仍然存在的社会里，这种道德控制是靠不住的，因为私有制社会产生法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