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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权力和科学方法 　　摘要：培根的科学史地位与他的哲学史地位相比实存着显著方差，其“知识权力说”的断制和经验归纳科学方法的确切寓义与价值所指亦未被学界清晰细化过。我们的努力在于以培根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态”为衬托，通过对《工具论》等相关文本的深度解读，从知识与权力归于“一”、知识权力的历史依据、“德性力量”以及知识类别与权力效能等视角描画出“知识权力说”的思想原像，并就其“经验原则”与科学方法之真髓进行了新的提炼。 　　关键词：培根；知识权力；经验原则；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B5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2―0096―06 　　 　　培根作为“经验主义”的一面旗子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毋庸置疑了。然而科学史上的培根却一直受到冷落，因为从现有的材料包括培根自己的主要著述来看，他对科学本身并无多少实质性贡献，甚至人们还曾因为其“道德问题”将其视为“最卑鄙的人”或“堕落天使”。但我以为，从科学哲学视阈上说，特别是从科学现代性历史建构的具体进程上看，培根的“知识权力说”和“科学方法论”，为“现代性科学”成为一种建制性社会事业和规整现代科学思想的价值起到了一种驱雾引航的作用。在那个时代，他像一位旗手，一位催生婆，更像一位开路先锋，为科学的真正诞生营造了适宜的思想空间和社会氛围，而他的哲学祈致及其方法论原理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现代科学“形上基础”的内核。本文的努力则在于借助科学社会学原理，通过详尽解读培根的相关文本所表征出的历史语境和思想主脉，在谋求一种与大师跨时代性对话的路途中，重现出培根之于科学的意义原像。 　　 　　一、培根时代的“文化生态” 　　 　　一种思想的悲喜剧及其价值状况只有置身于其时代帷幕的前台，并在与时代主色相映衬后所产生的“色差”中才能真正凸现。因而在我们正式进入培根的文本之前，首先得环视一下培根时代的思想主色，亦即培根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态”。我们知道，16世纪中后期的西欧是新兴的科学意识开始萌发的时代，就像每一种新生事物产生时所遇及的境况一样，各种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力场。若荦荦其大观，我以为，此时的文化生态大致有三：一是宗教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力；二是古希腊文化(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包括罗马时期的西塞罗的一些观念碎片)的优先解释权；三是刚刚萌发的科学精神的旺盛生命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对这三大“文化生态”逐一加以梳理与贞认，以便更鲜活地反衬出培根出场的意义所在。 　　先说宗教。众所周知，宗教的力量在中世纪漫漫长夜中几乎支配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其势力范围和至尊地位虽已受到很大冲击，但千余年来的统治使它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特别是在思维定势上所形成的影响力并未彻底消除。我以为，在当时宗教的不利影响主要突出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作为派生性的科学知识的鄙视。在神学家的视阈中，科学知识不过是信仰的奴仆，人们不是因为知识而信仰，而是因为信仰而求知，也就是所谓“相信了才能理解，而不是先求理解了然后相信”。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翻转实际上不仅颠倒了二者应然实存的本末关系，而且钝化了思想本身固有的批判锋芒。二是以《圣经》教义作为评判知识价值的标准。即人的价值(包括幸福)并不在于拥有知识及其对知识的不懈追求之中，而是只要有了信仰上的精神寄托，亦可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满足。这种价值标准不仅在科学尚处于幼儿期的16世纪以前的时代一直起着支配性与主导性作用，即使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仍有相当的市场。这里有一个佐证：1927年，里彭主教在向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讲道时还这样说道，“我甚至甘冒被听众中某些人处以私刑的危险，也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如果把全部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都关闭10年，同时把人们用在这方面的心血和才智转用于恢复已经失传的和平相处的艺术和寻找使人类生活过得去的方法的话，科学界以外的人们的幸福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由此，足以显见出宗教与科学在价值标准上的分野了。三是宗教意识中的“理性”推论和思辨术助长了无视实际的空谈。宗教并非完全拒斥理性，恰恰相反，神学家为了说明教义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往往需要借助理性工具(特别是逻辑学)来加以论证，这也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在中世纪倍受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论证的过程(或演绎或归纳)往往多是一种纯概念式的语言游戏，人们习惯于用一些含糊模棱的语言作为大前提来表达其内容的“怎么都行”，这一旨向实际地滋长了学术界的一种“本本”作风，蔓延着浮夸与空谈。正是宗教上的这三种不利因素阻隔了以讲究实际(从自然的具体过程本身来研究自然的真实原因)为主旨的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培根的“知识权力说”及其科学方法论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针对宗教的这股势力的。 　　与宗教意识依随同质的还有古希腊的学术权威。众